“牛李黨爭”和“朋黨之爭”有什麼區別？造成的結局為什麼不一樣？
“牛李黨爭”和“朋黨之爭”有什麼區別?造成的結局為什麼不一樣?小編給大傢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說起宋代的朋黨之爭和唐代的牛李黨爭有何不同?最大區別，就是一條：唐朝人比宋朝人更負責。
唐朝牛李黨爭雙方，雖說各有私怨利益，但國傢大事面前，都是負責任的政治傢，關鍵時刻常能顧大局。而宋朝的朋黨之爭，與之一比卻差得遠，到瞭最惡劣的時段，更是隻講私怨不顧國傢，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節操盡碎。
這個差別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黨爭。
唐朝牛李黨爭，雙方代表人物為李德裕與牛僧孺，這二人一個名門大族出身，一個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幹隊伍，多年來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無數後人紛紛瞧熱鬧。但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強人，卻也有個同樣的身份：治國幹才!
雖說出身不同，政治主張也有差異，但放在大唐國務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稱擔當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潔的好品質。以為官表現論，絕對都是官員中的楷模人物，業績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劍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滿滿輝煌的好成績。比起歷史上那些滿嘴唱高調的清流人物來，這二位都是優秀的實幹傢。
如此優秀人物，互相掐起來，自然也是高招迭出，二十七年間，大唐的朝堂就變成瞭擂臺，一會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不幾年後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繼浮浮沉沉，互相拆臺的事情也做瞭不少。牛僧孺更鬧出一樁槽點，把李德裕從吐蕃手裡浴血收復的維州，竟然拱手還給瞭吐蕃，鬧的大唐顏面盡失。
雖說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隨後就用一種辦法，證明瞭他從不逃避的品質：慨然承擔瞭丟失維州的責任，主動引咎辭職。這不止是敢作敢當，更是肩起國務責任的勇氣。以一身的擔責，平息維州爭端後朝堂無謂的爭論，把國傢政務拉回正規。雖說這件事上，牛僧孺的戰略預判犯瞭錯，可這負責任態度，著實無錯!
而在雙方爭鬥二十多年的活劇裡，貫穿始終的，同樣是這負責任態度，無論李德裕還是牛僧孺，一旦當政後，都會把對手狠踩痛貶，但是唯獨不會貶的，就是對手已經見效的國務政策。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互掐模式，所以那一段時間的唐王朝，也就出現瞭奇景象：在牛李黨爭的白熱化期間，唐王朝卻一度走出困境，有瞭唐武宗的會昌中興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這晚霞一般的輝煌，就有牛李黨爭良性競爭的結果。
而與之相比，宋朝的朋黨之爭，卻是坑多瞭。
宋朝的朋黨之爭，真正的白熱化時代，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當時的北宋王朝，雖說表面繁榮，其實卻已不堪重負。國傢財政連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紮堆，國防危機四伏，已經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馬光為首的一群老臣們，卻隻知道給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調。這才叫年輕的宋神宗忍無可忍，慨然啟用王安石，轟轟烈烈的北宋變法上馬!
然而，隨著變法的開始，北宋的朋黨之爭，也迅速的高漲起來，早年唱高調的司馬光一夥，搖身變成瞭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與王安石麾下的變法派玩命死掐。雖然在後來的史書裡，各類史傢對司馬光等人的作為極力美化，把他們的折騰看做為國為民的正義行動。但無奈司馬光的鐵桿盟友文彥博，一句話暴露瞭這群人的最惡劣用心：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所謂的富國強兵，在這群人看來，統統就是浮雲，動瞭自傢“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毀瞭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組團跟變法玩命。北宋朋黨之爭的真實目的，就是這樣惡劣!
圖 王安石
於是，在北宋頂著反對派壓力，朋黨之爭的口水聲裡，堅持瞭十五年變法後，眼看著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卻因為宋神宗的病故橫遭轉折，徹底掌握大權的司馬光頑固派，幾乎是電閃雷鳴的手段，把已經取得成效的新法統統廢除。尤其令人發指的是，為瞭徹底踩倒變法派，號稱忠君愛國的司馬光，竟連大宋國傢尊嚴都不顧，在北宋已經掌握對西夏戰爭主動權的好形勢下，主動諂媚示好，將北宋將士浴血收復的西夏六寨割給西夏!
也正是在這群舊黨的折騰下，北宋的政治空氣迅速惡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幹將，北宋變法的旗幟人物蔡確，更被他們羅織罪名害死。而這樁血仇，也導致宋哲宗親政後，啟用繼承王安石蔡確變法遺志的變法派幹將章惇，在這場朋黨之爭中，掀起瞭對舊黨們最慘烈的報復：大批舊黨官員被株連論罪，已經去世的司馬光被追奪一切賞賜冊封。就連支持司馬光的高太後，都險些在死後被廢掉尊位。北宋朋黨之爭，就這樣一步步到瞭你死我活的境地!
當然必須稱道的是，雖然變法派對守舊派，在宋哲宗年間開始瞭慘烈的報復。可是對於守舊派的政治主張，章惇為首的變法派，卻是去粗取精，盡力吸納，絕不幹司馬光這樣的齷齪事。也正因這個胸懷，才有瞭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橫山地區的輝煌武功!
但隨著宋哲宗去世，舊黨推舉的藝術傢皇帝宋徽宗上臺，北宋徹底到瞭不可救藥的地步。正是這樣一種你死我活的朋黨之爭，最終也毀掉瞭北宋的政治根基，整個官場變成瞭逆淘汰。到瞭宋徽宗年間，朝堂上更變成瞭奸人蠢人紮堆，最終上演靖康之恥。明朝好些學者，把司馬光看做北宋滅亡的罪人，正是因為這朋黨禍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