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軍謀士為什麼在赤壁之戰中集體發揮失常？

你真的瞭解赤壁之戰為何曹軍謀士集體發揮失常嗎?小編給大傢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三國故事膾炙人口，如果說三國最霸氣的君主，大多數人一定會說曹操。陳壽的《三國志》稱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但如果站在東漢末年的歷史背景下，這麼說就有些過譽瞭。

曹操的成功，經過瞭不斷的對外征伐和對內鬥爭。除瞭他個人的雄才大略，來自潁川集團的奧援，也是他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曹操儼然成瞭國民偶像

當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他還不能隨心所欲的大權獨攬，更不會像影視劇中那樣，在還沒打敗袁紹的情況下，就大肆屠殺漢臣。

從這一時期開始，曹操的頭上始終懸著達摩克裡斯之劍。如何處理與漢室皇權、潁川集團的關系，決定瞭曹操能否在公元208年，開啟奪權代漢的征途。

1.漢室借屍還魂與曹操獨孤求敗

天子是君，曹操是臣，如果君臣各守其道，原本是能相安無事的。然而東漢末年的皇權，經過外戚、宦官的你爭我奪，已經淪為敲骨吸髓的工具。桓靈二帝本人，更是昏聵不明荒淫無道，以致漢室傾頹，奸臣竊命。

自李傕郭汜之亂以後，天子一度亡命於野，食不果腹。而當初朝廷為瞭平定黃巾之亂，解鎖瞭州郡自主的大權。如今群雄並起於州郡，脆弱的皇權對他們來說，除瞭象征東漢的正統存續以外，已經沒有任何權威。甚至在世傢領袖袁紹的眼裡，這樣的天子連爭奪的價值都沒有。

在這樣的局面下，潁川集團的“話事人”荀彧，力主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於是已經失去權威的漢室朝廷，在潁川集團和曹氏軍團的努力下，重新構建起來。但歸根結底，皇權勢力、潁川集團、曹氏軍團，隻是互相利用的三股勢力而已。

亂世的烽火，暫時毀滅瞭兩漢以來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權政治形態，漢室天子的正統號召力，無非是借著文化的慣性死而不僵，而這種慣性恰恰在潁川集團中占據主導。

然而漢室朝廷的物質基礎，畢竟源自曹操軍政府的屯田政策，因此唯有曹操才能重建漢朝的實體，包括經濟、體制和軍事力量。而人才濟濟的潁川集團，又為早期曹操的發展起到瞭極大助力。因此，以天下為己任的潁川集團，自然成瞭協調兩方的“萬金油”。

漢室有名分，曹操有實力，看似是非常和諧的組合。但是在君主集權政治的思想慣性下，皇帝和他身邊的人，不希望曹操大權在握，時刻都想著借屍還魂。從公元196年曹操迎接天子都許，一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由皇權間接發起或歸因於皇權的政變，伴隨瞭曹操的後半生。

不過，在公元200年董承之變的時候，曹操早就對此有所防備。公元204年，曹操奪取鄴城，河北袁氏敗局已定，此時他便著手尋求自身權力的合法性。而他首先要面對的阻力，卻是他的老戰友荀彧。

2.皇權籠罩下的理想之血

要分析曹操和荀彧的矛盾，首先要厘清東漢王朝的體制特色。東漢開國之初，劉秀目睹瞭西漢末年的王莽代漢，做瞭皇帝以後十分提防強臣。於是親自掌握大權，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將政事都歸尚書臺管理。

尚書臺處在皇帝的宮禁之內，因此直接聽命於天子，使得皇權得以直接掌控朝廷。這一體制一直延續到漢末，到瞭曹操迎天子之後，在漢室皇權、潁川集團、曹氏軍團的三方共謀之下，任用荀彧以侍中的身份，守尚書令一職。

荀彧出身於漢末的經學世傢——潁川荀氏，而儒傢經學自董仲舒以來逐漸成為漢室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門學問，也就是以儒學為主、綜合百傢，服務君主集權的一種思想。到瞭東漢，光武帝劉秀對這一學問進行瞭重大調整，弱化瞭“天人感應”限制皇權的思想，強化瞭“大一統”理念的“王道三綱”，從而正式確立瞭經學思想為國傢意識形態的崇高地位。

隨後，經學在百餘年中根深蒂固，並培養出瞭一批以此為進身之階的世傢大族。這些世傢大族世代為官，逐漸把持高位和輿論導向。到瞭東漢後期，皇權常由外戚宦官代言，此時的皇權上無天意束縛，下無強相制約，因此成為他們滿足私欲的工具。

缺乏限制的皇權在烏煙瘴氣的欲望熏染中，肆無忌憚的劣性質變，激起瞭一批經學世傢或名士的激烈批評。於是皇權掀起瞭三次“黨錮之禍”殘酷鎮壓，導致東漢末年的世傢大族，早已對皇權大失所望，這也正是袁紹藐視天子的根本原因。

世傢大族在東漢後期多與皇權為敵，但眼見皇權衰落後天下並未變好，於是對是否要推翻漢朝產生瞭疑問。荀彧和他的潁川集團，正是這種經學世傢和士人的代表。

曹操與荀彧的訴求不一樣

因此當曹操軍團的利益和皇權產生沖突以後，盡管荀彧未必認可皇權，但他依然會慣性的站在漢室一邊。這種政治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潔傲岸的個性，決定瞭荀彧最終的悲劇結局。

3.曹操頭上的達摩克裡斯之劍

公元200年，董承一黨聲稱奉“衣帶詔”誅殺曹操，結果事敗，被定性為謀反而族滅。這一事件無疑在皇權和曹操之間，制造瞭矛盾的裂痕。荀彧作為兩個勢力的中間人，似乎沒能阻止反曹情緒的滋長，險些釀成大禍。這雖然不能說是他的責任，但足以讓曹操重新審視三方勢力的關系。

從官渡之戰開始，直到公元204年奪取鄴城，整個北方的局勢來瞭個180度大反轉，曹操取代袁氏成為新的霸主，自領冀州牧一職。此時立刻有人建議，請曹操改東漢十三州為上古九州，令天下賓服。

且不論這個建議的邏輯是否正確，他的關鍵意圖是擴大曹操的冀州。因為在上古九州時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為九州最高，地盤也非常廣大，一旦恢復，無疑會讓曹操軍團的權勢大增。

然而荀彧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曹操剛剛奪取鄴縣，海內驚駭，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盤被奪，如果此時強行兼並大州，必會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後，修復漢朝的故都，再南下問罪劉表，讓天下都明白他“興漢討賊”的宗旨，那時大局已定，再議古制不遲。

荀彧這麼一說，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不得不把這事暫時擱置瞭(《三國志·荀彧荀攸賈詡傳》：太祖將從之，彧言曰……太祖遂寢九州議。)。

荀彧之言，雖然是老成謀國之論，卻有意無意的忽視瞭曹操的根本利益。從迎奉天子之後到現在，曹操的正式官職一直是司空行車騎將軍。“司空”是三公之一，本無實權，“行”則表示代理，車騎將軍雖然是三公之階，又能開府，但曹操的“行車騎將軍”儼然是一個“臨時工”。

更何況，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亂時，還殺死瞭他的女兒——身懷龍種的董貴妃，而自稱持有“衣帶詔”的劉備依然逍遙法外，客居在劉表麾下，時時惦記著北伐。

董貴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結

如果說，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不得已向曹操“出售”權力，換取他的保護和支持。那麼隨著北方大局略定，曹操還有什麼理由顧及天子的感受呢? 於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操廢除三公，仿效漢初的制度，自領丞相。

3.最後一次三方媾和

曹操廢三公，稱丞相，其實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歷來不被人們所重。從西漢到東漢，皇帝把相權分為三公，又架空三公，獨任尚書令，目的無非是削奪相權對皇權的制約，將權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漢初年的丞相，其實是兩漢人臣制度性的巔峰，其權力范圍和政治地位都遠遠超出東漢時代的任何具體職位。而且丞相時代的尚書令，不過是尚書臺一個管理文書的小官。

所以曹操當丞相無疑是對東漢體制的顛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操是如何爭取到潁川集團和漢室皇權的認可，而順利實現的呢?

其一，曹操的實權其實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謀的結果，為曹操順利過渡到丞相提供瞭權力基礎。

前文已述，曹操的正職權力不小，隻是地位不穩。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操還曾被授予“假節鉞、錄尚書事”的重大特權，這給瞭曹操充分的權力上升空間。

“假節鉞”是戰時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權，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節將的生殺大權。“錄尚書事”顧名思義可以管理尚書臺事務，節制尚書令，是位高權重之人的加官。這是天子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送給曹操的一份權力大禮。

盡管這兩項權力，在後來的歷次官職變動中，史籍都沒有贅述，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天子應該也沒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操的實際權力，早已在兩大特權的影子之下瘋狂滋長，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勛威望，也隻有漢初的丞相一職，才配得上當時的曹操瞭。

其二，劉備的“衣帶詔”已不合法，“撥亂反正”的緊迫性，讓天子不得不承認曹操的丞相地位。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語境中，董承之亂已經被定性為謀反，因此劉備的“衣帶詔”自然是子虛烏有，劉備自然也是矯詔謀反。

但是，劉備客居在荊州劉表處，由於劉備的活躍再加上劉表的支持，“衣帶詔”的問題儼然成瞭曹操的單方面認定。如果曹操不能為自身的合法地位張目，那麼“衣帶詔”自然也會變成劉備和劉表的政治優勢，這就等於默認瞭“衣帶詔”的合法性。

所以，曹操必然要求漢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讓自己的權力合法化，這樣才能抵消“衣帶詔”的負面影響。而無論“衣帶詔”實際上是真是假，天子都不敢公開和曹操的矛盾，荀彧作為中間人也不會贊成。於是，當曹操提出自為丞相的要求以後，漢室唯有言聽計從。

其三，面對以荀彧代表的經學世傢，曹操聰明的喂瞭他們一顆糖，實際卻是糖衣炮彈。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操從匈奴迎回瞭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傢、書法大傢，身為名士廣有聲譽，而且和曹操有“管鮑之好”，是一對忘年交。

曹操這一舉動，既是讓蔡邕的血脈回歸故土，也是向世傢大族展示瞭自己尊師重道的形象。文藝作品由此聯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愛情故事，但實際上，曹操此舉也必然傾註瞭政治用意。

政治軟弱的荀彧果然中招瞭，在他的理想中，曹操依然是那個為瞭漢室奔走呼告的熱血將軍，禮賢下士，從善如流。他恐怕沒有料到，成為丞相的曹操，再也不是他這個尚書令能夠制約的瞭。今日的糖衣炮彈，四年以後終於完成瞭致命的一擊。

5.一場失敗的戰爭開啟一個王朝

廢公稱相，根本上是曹操為鞏固權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權力合法化手段。

這一次，曹操通過隱秘而穩健的手段，化解瞭荀彧的掣肘而順利成功，即便是聰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實實的關瞭起來。

但是，劉備和他手中的“衣帶詔”依然在世，威脅權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沒有解除。於是，曹操奇襲荊州打跑瞭劉備，從荊州一路追到瞭赤壁，然後出人意料的敗瞭。在這次失常的發揮中，不光是曹操本人驕傲自大，就連少瞭郭嘉的四大謀士，也沒見任何正常發揮，難道這隻是巧合麼?

根據史書記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四人，除瞭賈詡建議曹操在荊州安民樂業，使孫權不戰自敗以外，其他三人均沒有對進軍孫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連參與的記載也沒有，荀彧隻是前期獻上瞭奇襲荊州之策，而程昱隻是向眾人分析瞭孫劉聯合的必然性。而且，賈詡的建議也被否決瞭。

聯想到諸葛亮和周瑜對曹軍實力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曹操東征孫權，在內部本來就不被眾人看好，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荊州以後，一個突發奇想一意孤行的決定。但是，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難道隻是為瞭消滅劉備，讓自己的合法性完美無瑕麼?

出於“為尊者諱”的目的，史籍關於曹操一方赤壁之戰的謀劃描述甚少。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曹操在戰後的行動軌跡，來推測曹操發動戰爭的目的。

　此後到公元219年，劉備的在漢中、荊州對曹操的軍事行動取得瞭巨大勝利，曹操奪權代漢的計劃被強制打斷。他本人也不得已說出瞭“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名言，於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赤壁之戰的失敗，恰恰開啟瞭曹操奪權代漢的步伐。赤壁之戰無論勝敗，曹操都能在戰後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根本就是曹操為瞭政治目的而發動的戰爭。

故而當客觀條件對曹軍並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強行進攻，這或許就是四大謀士失語或反對的原因。甚至在此戰之後，程昱還被曹操“杯酒釋兵權”，一度傳出謀反的流言，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戰前的言論不無關系。

同時我們也應註意到，這四位謀士除瞭賈詡之外，無不和荀彧過從甚密。可見，潁川集團及其政治盟友，面對曹操不顧客觀條件強行攻打孫權，基本也保持瞭不支持不反對的冷漠態度，這或許是猛然覺察到曹操的真實意圖，但也隻能靜觀其變瞭吧?畢竟潁川集團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最後為理想殉道的，也隻有令君一人。

現在，當我們重新審視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動，從稱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邏輯。不顧軍力缺陷、強行東征的決定，並不是一句“驕傲自大”就能說清的。

至此，曹操在內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瞭決定性勝利，那個不可一世、城府極深的陰謀傢曹操，此時才登上瞭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