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究竟應該叫漢高祖還是漢高帝？兩者有何區別？
今天小編給大傢準備瞭：漢唐間的廟號、尊號和謚號，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之前筆者發佈過一條視頻，內容是關於漢高帝劉邦的。視頻發佈以後，不止一位網友提出說標題寫錯瞭，說劉邦不是“漢高帝”，而應該是“漢高祖”。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常見，而且流傳甚廣的誤會。不僅很多網友這麼認為，就連有些高等教材也做如是說，認為劉邦的廟號就是“高祖”，所以劉邦的稱謂應該是“漢高祖”;有些教輔材料又說“高祖”是劉邦的謚號，總之都把劉邦稱之為“漢高祖”。
在這些明顯錯誤的影響下，“漢高祖”的叫法深入人心，幾乎成瞭一個標準的叫法。筆者覺得，現在大傢都知道“漢高祖”就是劉邦，這種叫法作為一般的通俗稱謂，倒也無傷大雅。不過，若論“漢高祖”這個名稱本身，既不是劉邦的廟號，也不是劉邦的謚號。
“漢高祖”並不能算一種規范的叫法
那麼，劉邦的廟號到底是什麼呢?在古籍裡常見的廟號，尊號和謚號，他們各自又有什麼特點，他們之間又有什麼區別呢?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傢聊聊整個有意思的話題。
一、漢高祖還是漢高帝?
司馬遷所著《史記》裡有《高祖本紀》，這是劉邦的本紀，光看這個似乎就能明確，“高祖”既然是指劉邦，所以這個“高祖”至少不是廟號，也是謚號，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再來看看《高祖本紀》裡具體是如何說的。
《史記·高祖本紀》：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在這裡，《史記》本身就出現瞭三種叫法，一個是用“高祖”來代指劉邦，然後是明確瞭劉邦廟號是“漢太祖”，最後又說劉邦尊號是“高皇帝”。這種稍顯混亂的說法，確實有點讓人莫衷一是。
既然如此，我們再來看看《漢書》裡的記載。
《漢書·高帝紀》：
“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
首先，《漢書》使用瞭《高帝紀》這樣的篇名。在行文裡，叫法也比較統一，顯示出瞭東漢時在稱謂上已經較為規范。雖然兩書關於劉盈和群臣議劉邦的廟號和謚號的時間上有所不同，但是兩相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出，劉邦的廟號其實就是“太祖”，也就是“漢太祖”，而尊號為“高皇帝”，也就是“漢高帝”。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尊號”和後世的“尊號”意思不同，其實就是漢代人對“謚號”的叫法。關於“尊號”，我們在這裡先不做展開，會在後文中再來進一步討論。
司馬遷時代，各種制度還不成熟，稱謂也較為隨意
所以說，劉邦如果以廟號相稱的話，應該為“漢太祖”，而如果以謚號來叫的話，則應該是“漢高帝”。對此，我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語言學傢王力先生曾經有過明確的結論，他在《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一書裡曾經說過的，“舉例來說，漢高祖的全號是太祖高皇帝，漢文帝的全號是太宗孝文皇帝。”其實就是這個意思;無獨有偶，巴蜀書社的創始人，學者袁庭棟在《古人稱謂漫談》也有類似的看法，“西漢開國之君劉邦的謚號是 ‘高皇帝’”;而《現代漢語詞典》在《歷代紀元表》中，則把劉邦稱為“漢高帝”，這顯然是用謚號來稱呼他的。
“漢高祖”其實並不規范，看起來是一種混合的叫法
討論到這裡，其實關於劉邦的規范叫法，應該是比較明晰瞭，但是這裡很多朋友依然會存有一個疑惑，那就是既然應該把劉邦叫做“漢高帝”或者“漢太祖”，為什麼在《史記》裡，又會有“漢高祖”的叫法，甚至其本紀也被稱為《高祖本紀》呢?是司馬遷錯瞭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司馬遷的時代距離劉邦很近，司馬遷用“高祖”來稱呼劉邦，顯然代表瞭時人的習慣。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筆者覺得其實大概是有這樣兩個。
一是“高祖”一詞，本身有開國君王的意思。《尚書》中的《盤庚》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就有“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傢”的說法。在這裡，商朝的君王盤庚將自己的先祖商湯稱為“高祖”;同樣的，《尚書》裡的《顧命》篇也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的說法，清代學者孫星衍 把這裡的“高祖”解釋為周文王姬昌;而諸葛亮在“隆中對”裡所說的“高祖因之而成帝業”，其實也是取這種意思。而之所以“高祖”會有開國皇帝的意思，其實在我們之前提到的《漢書》裡，已經有所解釋瞭，開國皇帝往往是有“開創”之功，“功最高”，而“開創曰祖”，所以開國君王就自然具有“高祖”的含義瞭。
第二，稱劉邦為“漢高祖”，其實頗有“高帝”加“太祖”混稱的味道，這是一種將謚號和廟號混用的表現。在《史記》中，往往同時出現“漢高祖”和“漢高帝”的叫法，這說明當時的人明白兩種稱呼其實都是說的劉邦，而又不加嚴格區別地使用習慣。
而這種習慣，其實又反映瞭古代廟號其實並沒有嚴格的制度化的這個事實。
二、沒有制度化，並不十分嚴格的廟號
唐代史學傢劉知幾在《史通》的《稱謂》卷裡曾經提到，“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其實就反映瞭中古時期廟號的常態，那就是歷代廟號其實並沒有進行嚴格的規范，更沒有形成制度，所謂“緣情而作”，往往具有因情勢而定的特點。
曹魏是稱“祖”泛濫的開始
相對而言，廟號為祖是最為嚴格的。清代學者方苞雖然說過“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表明“祖”在一個王朝隻會有一個。但是，在實際上，一朝多祖的情況在漢代就發生瞭。劉邦為漢太祖，而漢光武帝劉秀廟號為“世祖”。然而漢光武帝畢竟確實有“開創之功”，稱祖還可以說得過去。而三國時期的曹魏，則連續三代皆稱“祖”，出現瞭令人驚訝的“三祖”，魏武帝曹操為太祖，魏文帝曹丕為世祖，魏明帝曹睿為烈祖。劉知幾把曹魏這種情況和漢代相比較後得出結論，“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和劉知幾有著相同看法的是清代學者顧炎武，他在《日知錄》裡也提到過，“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
另外，在兩漢時期，廟號也是不輕易授予帝王的，必須要有卓越的功業才可以。整個兩百年的西漢王朝，有廟號的僅有太祖高帝劉邦、太宗孝文帝劉恒、世宗孝武帝劉徹、中宗孝宣帝劉詢四位，而這四位是眾所周知，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冊的偉大帝王。另外，漢昭帝、漢元帝和漢成帝，在王莽時代本來也是有廟號的，但是到瞭東漢光武帝的時候，經過重新“審核”被認為功業不配，竟然把這三位的廟號除掉瞭，雖然此舉有否定王莽之意，但是兩漢帝王得“廟號”之難，也由此可見一斑。
兩漢帝王獲得廟號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瞭唐代，廟號開始泛濫，除瞭個別因為特殊原因沒有廟號之外，幾乎個個都有廟號，則顯示出廟號泛濫，榮耀帝王功業的意義已經大大減弱。
總的來說，漢唐之間的廟號並沒有被嚴格的制度規范化起來，這其實也是《史記》中劉邦的稱謂出現瞭廟號和謚號混用的原因之一，而劉邦的“漢高帝”在《史記》中被寫成“尊號”，這其實是漢代人對“謚號”的一種叫法，真正意義上的“尊號”，是到瞭唐代才興起的。
三、唐代興起的尊號
“尊號”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代，秦王嬴政掃蕩六合，海內歸一，李斯等人就給嬴政上“尊號”，最早的“尊號”擬為“泰皇”，然而嬴政卻並不滿意，他自認為其功“德兼三皇、功蓋五帝”，所以稱“皇帝”。
“尊號”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代
其實，這個時候所謂的“尊號”，意義可以和皇帝劃等號。換言之，嬴政已經覺得夏之“後”，商之“帝”，周之“王”，已經無法凸顯其功德之盛，需要尋找一個更加高貴完美的詞匯作為自己的稱呼。所以，“皇帝”一詞的出現，本身是為瞭解決尊號用詞的問題。由此，筆者覺得雖然後世，特別是唐以後的尊號，意義和秦漢時期的尊號已經完全不同，但是卻在性質上顯示出瞭一脈相承的關系。
筆者認為，宋代史學大傢范祖禹在《唐鑒》裡就向我們揭示瞭這種承接關系，“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以為故事。”范祖禹在這裡一是談到瞭談到瞭給帝王上尊號的風氣開始興盛，是從唐代開始的這一客觀史實。然後，更為重要的是，他向我們揭示瞭尊號開始在唐代盛行的原因，就是“主驕臣諛”。唐玄宗締造的開元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在這種情況下，李隆基沾沾自喜，這就出現瞭所謂“主驕”的局面，而“臣諛”則是“主驕”的產物，尊號開始泛濫的情況，也就這樣應運而生瞭，並一直持續到瞭整個封建時代結束。
尊號泛濫的始作俑者
而唐代尊號之泛濫，筆者覺得又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一是尊號會被不止一次地被頻繁加尊，而不論帝王生前死後，比如唐玄宗在生前被加尊號多達六次，死後又再次被追加為“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這其實也就是唐玄宗在民間被稱為“唐明皇”的由來。其次，尊號的字數不斷追加，李隆基生前的尊號就達到瞭十四個字，“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很考驗肺活量是不是?這種情況，其實也就是陸贄所說的“尤恐稱述未周”，生怕沒有用盡人世間一切美好的詞匯來描述皇帝的功德。
然而這種情況備受史傢批評，北宋孫甫對此就頗有些嗤之以鼻，他的史學大著《唐史論斷》歷述瞭唐朝三百年的治亂興衰，頗具有歷史批判性。在這本書裡，他就批評過唐代尊號大盛的情況，他認為像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傑出帝王都沒有濫用尊號，甚至連秦始皇這樣非常想在稱呼上給自己“加戲”的人，也未曾使用尊號。
唐代真正的英主，反而不在意尊號
並且，他進一步批評瞭唐玄宗，認為他給尊號之濫開瞭一個壞頭。唐玄宗自己對“善惡”的標準，其實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他“明知故犯”，忘卻瞭唐高祖和唐太宗這樣聖主明君的務實做法，反而效仿唐高宗和唐中宗這樣搞“面子工程”圖虛名的不實之舉，實在是不應該。
四、古人重名節——謚號
另外，還有一個大傢熟知的謚號。我們所熟知的大禹、成湯、還有周武王，其中的“大”、“成”和“武”都是謚號。謚號的作用主要是“蓋棺定論”，用以總結逝者的一生。這裡有所不同的是，不管是廟號還是尊號，都是帝王專享，而“謚號”卻是“普通人”也可以享有的。這裡普通人之所以要加引號，當然並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也可以享有，隻是相對於帝王專有這個角度而言的。並且，因為事關名節，又是社會輿論的風向標，最高統治者就一直試圖把控謚號裁定權，比如漢代就“謚必下太常定議”。
並且，謚號相對於我們之前所說的廟號並不嚴格，“緣情而定”顯得還有些隨意而言，謚號反而更具有規范化的特點，《謚法》也在歷代的修訂中不斷完善。並且，古人重名節，對於謚號往往還有種特殊的關註。
吳質得罪的人太多，被謚為“醜”
三國時代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吳質，有大功於曹丕，卻因為被認為侮辱過董昭，報復過崔林，還讓宗室曹真當眾出醜，特別是對陳群還頗為輕視，把這些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士人群體的代表人物幾乎得罪瞭個遍。當他過世以後，大傢都一致認為他“怙威肆行”，於是按《謚法》索號，給他破天荒地來瞭一個“醜”，謚曰“醜侯”。對於這樣的謚號，吳傢的後人自然難以接受，吳質的兒子吳應為瞭還父親一個“公道”，一直堅持上書表示非常冤枉，終於在二十四年之後，讓吳質得以改謚“威侯”，而此時當年給吳質定謚的人也已經全部過世瞭。
與此類似的還有賈充的故事，魏晉禪代的頭號功臣賈充，因為曾經指使過“背鍋俠”成濟弒君，在彌留之際，別的都不太在意，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謚號。
《晉書·賈充傳》：
“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應該說，賈充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賈充死後，博士秦秀以《謚法》“昏亂紀度曰荒”，給賈充定謚為“荒公”，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秦秀的做法，無疑是對魏晉禪代之際，發生過的這種醜惡酷毒政治不倫事件的反思和否定。司馬炎雖然後期對賈充已經很不“感冒”，但是出於維護西晉法統的考慮，還是沒有接受這個謚號，改用瞭博士段暢的建議，謚賈充為“武公”。
結論
古代的廟號、尊號和謚號，是國傢禮制中的重要內容，然而禮制本身較為抽象難懂。筆者從劉邦的稱謂辨析開始，分別就廟號、尊號和謚號跟大傢一起做瞭個讀史心得的分享式介紹。最後，筆者以兩個稍顯有趣的小故事作為結尾，試圖給予本來抽象艱澀的禮制史一些輕松活潑的畫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