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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莊王滅庸事件是怎麼回事?兼並文化的本質介紹!

時間:2020-03-02 18:36:47 來源:網絡投稿   編輯:曆史

今天小編為大傢帶來我國兼並文化的本質介紹!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春秋時期,楚國滅國數量最多,這一事實的實質指向是楚國以及當時整個南方的兼並文化。這種兼並文化隨著楚莊王稱霸而愈加濃烈蔓延,楚莊王的一鳴驚人並沒有給楚國和周圍的國傢帶來像中原諸侯稱霸一樣的眾星拱月效果,反而是引發瞭整個南方族群之間無休無止的兼並與傾軋,這和修昔底德陷阱如出一轍。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引發的楚莊王滅庸事件成為瞭之後楚國兼並文化形成的引子,也引發瞭楚國更多更大兼並行為的大趨勢。

觀察春秋左傳會發現,其中的經濟信息少之又少,這種特點和現代學者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邊界模糊”的表述是一致的。魯文公16年,楚國發生瞭大饑荒,這一吃不上飯的“經濟問題”逐漸轉變成瞭全國動亂的“社會問題”。據左傳記載,楚國東南西北皆有動亂,申、息兩地的北門都不敢開啟。之後是楚莊王的平亂之路,但重點是作為整個南方最強大的勢力,楚軍還要用退避三舍的策略去規避動亂者的鋒芒,以致於最後還要外借秦、巴兩國的力量,內用分化、結盟的手段,才有效的平息因大饑荒帶來的危機。楚莊王最後確實是滅掉瞭庸國、平息瞭動亂,但這一過程卻引發瞭楚國乃至整個南方社會兼並文化的形成。

筆者認為兼並文化在楚國紮根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當時楚國和南方不是小國林立而是傢族林立,二是楚國松散式管理的問題不是公私不分的問題而是輕重不分的問題,三是楚國的兼並行為不是為瞭利益爭奪而是為瞭利益合法化,四是國傢策略不是平衡調整而是重新分工。以上這些特點造成的結果是楚國肉大身沉而調動能力差、難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大作為。楚文化作為現代中國三分之一文化的來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一看筆者以前寫的“春秋的演變(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生態系統的形成”一文),卻也在兼並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為後來者提供瞭許多國傢應對客觀天災人禍治理的好經驗,也為華夏族群的生命增加瞭無數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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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國兼並行為的底層邏輯是“最強者領政+多族分權合作”。

與其說是楚國兼並瞭如此多的諸侯國,倒不如說它是整合瞭許許多多的傢族。周朝分封的眾多小國,到瞭春秋時期,他們中的很多還沒有成為“國”而是更像“傢”,所以選擇“被兼並”到強大的楚國之內確實是一種實際的生存辦法。成為強大國傢的一部分,將傢族與執政分開,從傢長制領導變成瞭族長制集體領導,這實際上保護瞭一些“小國”的種族延續。所以,在春秋這個時間段裡面,兼並行為的產生原因都在於“如何產生領導集體”這個過程,即:“最強者領政+多族分權合作”。

《左傳》:楚國鬧大饑荒,戎人攻打它的西南部,一直到達阜山,軍隊駐紮在大林。又攻打它的東南,到達陽丘,以便進攻訾枝。庸國人率領蠻人各部背叛楚國。麇國人率百濮人聚集在選地,準備攻打楚國。這時,楚國申、息兩地的北門都不敢開啟。

1、楚莊王稱霸成為瞭最強者領政的標志。

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稱霸本身很有特點。第一,楚國國勢強大、實力很強,以至於齊桓公最強時也不敢直面硬鋼楚國;第二,它成績很少、時間很短,楚莊王一鳴驚人之前沉默十數年才問鼎中原,卻也因種群林立的問題而迅速衰退。楚國要實現類似“稱霸”這樣的目標,它的第一問題就是如何打破部族之間的互相推諉與互相扯皮,這樣才能聚集足夠的力量和獲取穩定的環境。“一體化”是楚國執政的痛處,每一任楚王,誰能解決南方部族之間“一人管一塊的無限制性”問題,誰就能問鼎中原、稱霸諸侯。所以,楚莊王稱霸其實代表著楚王部族成為瞭南方部族的最強者。

2、大饑荒成為瞭多族分權合作的契機。

為何如此強大的霸主楚莊王,如此強大的楚國,它們在一場大饑荒下都蕩然無存?因為在南方部族和眾多小國的眼裡,“楚莊王稱霸”讓楚王部族從“傢”變成瞭“國”,這種傢國一體化的思路造成瞭楚國從有限的部族責任變成瞭無限的國傢責任。面對大饑荒,原本是各自救災、各自想辦法卻變成瞭楚國救災、楚國想辦法。思維上,南方所有的小諸侯、小部族都認為楚國應該發揮救災的“國傢責任”;實際上,楚國對各個小諸侯、小部族還沒有做到有效集權;所以,兼並行為不可避免,因為它是重新厘定多族分權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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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國兼並戰爭的真實目的是“恢復社會秩序+高度自治化”。

大饑荒造成楚國一片混亂,而實質上這個局面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它是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問題積累造成的。楚國要在諸侯間稱霸,要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它就要解決因此而必然帶來的社會失序問題,大饑荒也隻是這一問題的導火索而已。要解決由大饑荒引發的大混亂,要解決社會失序帶來的社會混亂,兼並戰爭是重建社會秩序的唯一選擇,也是唯一出路。

《左傳》:楚國人商量著要把國都遷徙到阪高去。蒍賈說:“不可以。我能去,敵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國。那個麇國和百濮以為我們鬧饑荒不能出兵,所以敢於攻打我們。如果我們出兵,必定害怕而撤兵回去。百濮族分散居住,必將各自跑回自己的地方,誰還有時間去算計別人呢?”楚國於是出兵。十五日之後,百濮果然罷兵回去。

1、楚國兼並戰爭的顯性目標是恢復社會秩序。

楚國社會秩序的核心是楚國與南方諸侯國、各部族和諧共存,要恢復因大饑荒帶來的社會失序問題,一是要通過戰爭剔除問題源頭,如:庸國等小國;二是要通過結盟重塑社會信任,如:百濮等小部族。戰爭與結盟成為瞭楚國社會建設的兩個重要手段,其核心手段是兼並擴張,其核心目的是恢復社會秩序。

2、楚國兼並戰爭的隱性目標是高度自治化。

大饑荒是經濟問題,資源分配不均是社會問題,而兩個問題的邊界模糊問題是楚國遇到的最大難題。楚國與各個小國、小部族之間的權力不均衡在大饑荒中被凸顯瞭出來,而這一問題又因為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邊界模糊的原因,把矛盾都傾瀉到執政權力爭鬥上,最終變成瞭混戰。要解決大饑荒帶來的混亂問題,要解決權力的再平衡問題,楚國隻能采用一貫的松散制管理方法,即:兼並之後再在內部高度自治化,這樣就恢復瞭楚國內部的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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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國兼並文化的大趨勢是“用趨弱避強、強弱結合的辦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表達的是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對於楚王部族,它面對的競爭與問題要遠遠超過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一是因為在兼並的過程中,被兼並的諸侯和部族越多,其造成的內部爭鬥也越劇烈;二是在實現國傢目標的過程中,南方其他諸侯和部族都因為威脅與恐懼而變成瞭一場反兼並的持久戰,這嚴重的消耗瞭楚國的國力。楚王部族選擇用兼並的方式去解決它與南方其他諸侯和部族的問題本身沒有問題,隻是當這種方式變成瞭楚國的一種兼並文化時,它的滅亡也就不可阻擋瞭。當楚國遇到楚莊王這樣的明智君主時,其尚能用“趨弱避強、強弱結合”的現實主義來解決問題,比如:楚莊王滅庸;可當楚國遇上庸弱之主時,兼並文化帶來的內部失序問題就成為瞭楚國衰弱的必然結局。

《左傳》:楚軍從廬地出兵後,派廬戢黎入侵庸。庸人追逐楚軍,囚禁瞭子揚窗。過瞭三個晚上,子揚窗逃回來,說:“庸人軍隊眾多。”師叔說:“姑且用原先的軍隊再接戰,以麻痹敵人使他們驕傲。敵人驕傲我軍士氣奮發,才可以戰勝敵人。先王蚡冒曾經用此計戰勝陘隰之敵。”楚軍又和庸蠻接戰,交戰七次,楚軍都佯裝敗走,庸蠻人中隻有裨、偹、魚人追擊楚軍。庸人說:“楚人不足以一戰瞭。”於是不設防備。楚莊王乘驛站的專車,和其他楚軍在臨品會師,並將軍隊分為二支,子越從石溪,子貝從仞地同時進攻庸人。秦軍、巴軍跟隨著楚軍,蠻人各部都和楚王結盟。楚人於是滅瞭庸。

1、“趨弱避強”變成瞭楚國對外的第一國策。

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楚國兼並小國最多?這離不開楚國的兼並文化,而這種文化的源頭就是從楚莊王滅庸開始的。楚國在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中認清瞭南方的形勢,也認清瞭自己的利益,更認可瞭通過戰爭與結盟兼並小國的方式和“趨弱避強”的實際策略。在楚莊王之後,楚國實際上繼承瞭這樣的選擇並將之融入瞭楚國執政者的執政文化當中,一直持續到瞭戰國後期被秦國滅亡之時。

2、“強弱結合”變成瞭楚國對內的第一手段。

“強者愈強是必然,弱者愈弱也是必然,強弱之間的結合也是必然”,這就是楚國君臣對自己國傢內部戰略的認知。沒有充裕的財庫,不能支撐長期的戰爭,強弱結合的核心是資源的再整合,楚國就是在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中重新調整瞭自己的戰略選擇。強弱結合的結果是楚國在每次中原爭霸之中都不能有效的調動自己的資源,最後隻能轉頭兼並自己周圍的小國和部族,結果是楚王部族的實力不斷被稀釋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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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兼並文化帶來的重塑性是中國一脈相承的大趨勢。

兼並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麼?是重塑性,一是權利再平衡,二是法治再升級,三是社會再分工。每一次歷史的大變局,每一次災禍的大考驗,每一次文化的大遷徙,最終都被這種兼並文化給消弭於瞭無形之中,因為我們知道如何平衡“不同人”的利益、知道如何保護“不同人”的權利、知道如何調整“不同人”的關系。

自春秋以後,華夏部族的這種兼並文化並沒有消失,反而變成瞭華夏族的優勢之一,為我們提供瞭強勁的生命力和有效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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