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的商業經濟發達，明朝的經歷又如何呢？

今天小編給大傢帶來明朝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小農經濟亦稱“個體農民經濟”，以傢庭為單位、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為基礎，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勞動，滿足自身消費為主的小規模農業經濟。其中，有的以自有土地經營，有的以租入土地經營，亦有兩者兼之。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這種經濟模式，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背景之下，甚至於，自然經濟早在原始社會就產生瞭。都知道，“重農抑商”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的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可以說，這種“重農抑商”、“農本商末”的政策深深制約和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

由於，中國古代大多都是小農經濟的特性，因此，重農抑商的政策，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都得到瞭相應的沿襲。但是，宋朝卻與之不同，在開國初期，不僅有瞭遺棄小農經濟的打算，還將眼光放在瞭工商業經濟的發展上。並且，采取瞭一系列促進商業繁榮的措施，最終，將宋朝推向瞭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這其中，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提議更值得一提，這標志著中國開始踏入到瞭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與曾經的小農經濟不復再見瞭。我們從今天的歷史觀上來看，這一時期，其實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中，商業建設的巔峰時期。之所以稱它為“巔峰時期”，是因為：接下來的明朝又開始邁出瞭一個倒退的步伐。

在朱元璋上任之後，他便迅速重返小農經濟的道路，可以說，他在短短時間內荒廢掉瞭宋朝的所有努力，輕而易舉地放棄瞭勢頭頗穩的商業化形勢，著實讓後人嘆惋。據記載，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表現出瞭深惡痛絕的一面，他曾將王安石視為“小人”。

甚至於，朱元璋認為：“此種經濟政策遲早會禍國殃民，商業的發展勢必會引得天下大亂。”而朱元璋贊同的方式，便是重農抑商，換言之，他是想用最為穩定的方式來取得利益。他不在乎收益的多少，隻在意他的統治是否會堅不可摧，他的國民以及他臣下的一言一行，是否都盡在他的掌控之中。

最終，在朱元璋的帶領下，自此之後，明朝的統治者都沿襲著這個不成文的原則。

這些統治者們盡自己所能抑制著工商業的發展，甚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為瞭遏制工商業的發展，明朝竟然禁止商人身穿綢紗衣服。另外，在對商人有所限制的同時，統治者還沒有忘記限制普通百姓，下令禁止百姓航海，隻是差點沒讓百姓遠離港口一萬裡。

若是用比較形象的語言來描述小農經濟的話，便是將整個國傢看作是無數個村莊的集合。國傢的所有經濟來源，便隻有村莊稅收這一個項目，而全國的經濟就好像是一張薄薄的白紙，紙上畫著整整齊齊的方格，每個方格都是一戶小農傢庭。在這樣的經濟政策下，每項進賬都一目瞭然，且沒有任何意料之外。

這期間，每一位民眾都與國傢進行直接的交流與溝通，中間不會有榨取利益的中介，也沒有各種繁亂的商業代理機構。

隻可惜，這種方式看似輕松簡潔，卻並沒有給統治者帶來期望中的經濟利益。

到瞭晚明時期，統治者對商人稍微放寬瞭一些權限，使得商業經濟有瞭較顯著的發展，甚至，出現瞭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可是，在種種情形下仍是治標不治本。所以，要說商業化，晚明時期遠遠趕不上宋代，因為，明代一年的鑄錢量竟比不上北宋兩年的鑄錢量，這差距實在是令人唏噓。

政府找不到應該著力的正確方向，隻是蒙著眼盡全力去摒棄商業化的管理手段。簡化社會組織機構，當發現沒有任何實際作用時，便開始轉換方式，對群眾的思想跟意識形態進行所謂的“強化控制”。但可惜的是，這個方向依然是錯的。

明朝本該用法律手段去解決問題，卻偏偏要將一切都塞給道德倫理，硬要用倫理綱常來解釋發生的一切。可能是重文輕武的策略所帶來的影響，文人隊伍太過於強大。管他是不是真儒士，隻要提幾條仁愛之道，便能建功立業。到瞭明朝晚期，一眾文人竟然可控制皇帝的指令。

可以說，是這種既虛偽又不切實際的思想理念，一步步將明朝拉進瞭泥潭。就這樣，以道德立國的社會，其專制、荒唐的程度也達到瞭中國歷史上的高峰。

可以說，這正是明朝全面離棄技術，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結果。

明朝統治者這些重農抑商的政策，看似使整個國傢都被安穩的控制著，但實質上，卻是將整個王朝的血脈與精神都緊緊扼制凝固住瞭。停滯不前，其實，就意味著不斷倒退，崇尚小農經濟，其實，就意味著經濟在效率與質量上根本沒有提升，隻是在數量上展現出瞭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增長假象。

毫無疑問，這是缺乏安全感的統治者們，沒有長遠眼光的愚蠢之舉。經濟在一個國傢中的地位，堪稱重中之重。若是為瞭政治上的穩定去壓抑經濟，這實在是得不償失。長此以往，倒退的不隻是經濟狀況，連政治局勢、思想文化，以及民族文明等類類種種的一切，都將盡數毀滅。

而這，才是最值得我們後人所扼腕嘆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