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2 22:48:15
鑒於李弘從小到大一直都是這種病懨懨的狀況，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義發表瞭官方聲明，宣稱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實錄》就對此作瞭模糊處理，隻用瞭“暴卒”這種耐人尋味的字眼，而《舊唐書》中除瞭把高宗的這道制書客觀地記錄下來之外，就隻是輕描淡寫地說瞭一句：“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
然而，幾乎就在朝廷發表官方聲明的同時，民間關於李弘之死的另一個版本卻傳得沸沸揚揚，輿論的矛頭一致指向李弘的親生母親—武後。《資治通鑒》就稱：“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後鴆之也。”《舊唐書》《唐會要》更是記載瞭名臣李泌與唐肅宗的一段談話：“天後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明確認為是武後鴆殺瞭李弘。
雖然多種史料和當時民間的普遍看法都認為是武後毒死瞭李弘，但是時至今日，仍有部分學者以高宗的那則官方聲明為主要依據，反駁武後毒死李弘的說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書是在李弘死後第一時間發佈的，所陳述的事實自然要比成書較晚的《資治通鑒》等書更為可信;李弘長期患病，最後病情越來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則天既然能夠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沒必要冒風險殺他;武則天要實現稱帝野心，最大的障礙應該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對肅宗說的那段話隻是政治說辭，針對的是政治而不是歷史;舉出駱賓王在其《討武曌檄》中把武則天殺姐屠兄，弒君鴆母的所有醜事一股腦兒都給揭發瞭，卻唯獨不提鴆殺李弘的事情為證，這足以說明當時還沒有這個說法。
那麼，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來，官方面對重大而敏感的突發事件，首先拋出的聲明往往是為瞭穩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為何，高宗都隻能公佈那個在政治上最正確的“真相”。
第二，李弘誠然是一個病懨懨的藥罐子，可高宗何嘗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這麼病歪歪地活著，而且在李弘死後又活瞭八年，那憑什麼認為李弘就一定會早亡呢?如果說李弘罹患的肺結核在古代屬於不治之癥，自然會比高宗早死，那麼高宗不僅患有風疾，還患有肺結核、瘧疾，其健康狀況更糟。
第三，武後能夠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夠控制李弘嗎?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場一貫與武後相左，更因為李弘的背後是整個宰相集團!由於高宗的特意安排，當朝宰相幾乎都兼任東宮屬官，並且基本上都是堅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這些宰相執掌朝柄，武後不要說想控制李弘，恐怕連自己的命運都不一定掌控得瞭。所以，就算鴆殺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風險，武後也沒有理由退縮。更何況，從一個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後的位子，在武後漫長曲折的權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擔風險呢?有哪一次不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呢?
第四，說武後稱帝的最大障礙是高宗，所以不該先對兒子下手，這種說法簡直不值一哂!因為各種史料都明確記載，李弘死前，高宗已經公開宣佈要禪位於他，所以武後才會陷入空前的緊張之中，不得不迅速對李弘采取行動。
第五，把李泌對肅宗說的話當成“政治說辭”，未免過於武斷和草率。眾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歷仕玄、肅、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戀世間名利，一生中四次歸隱，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請求下出任宰相。試問，這樣一個視功名富貴如敝屣的人，會為瞭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肆意歪曲歷史嗎?退一步講，就算李泌的話確屬沒有事實根據的“政治說辭”，可問題在於，他面對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談論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並且談論的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後鴆殺親子這樣一個重大而敏感的歷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作為依據，李泌怎麼敢信口雌黃?就算他敢，唐肅宗豈能聽任他胡編亂造、往自己祖宗的頭上扣屎盆子?
第六，因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中沒有提及武後鴆殺李弘之事，就得出“當時沒有這種說法”的結論，同樣是太草率瞭。從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顯看出，在駱賓王起兵反武之前，時人對李弘之死就已經產生懷疑瞭。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閻莊墓志銘》。閻莊的官職是太子傢令，在東宮輔佐李弘長達十餘年，深受李弘信任。根據墓志記載，閻莊於上元二年隨李弘從幸東都，四月，李弘暴亡。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一個月後，閻莊也在河南老傢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