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08:26
有人根據考證，認為中國人至菲貿易，可以遠溯至公元前二三千年間，或周秦時代。但這種說法，迄未獲得文字或文物的證明。隻是在四五千年前，當時的造船、航海技術，估計難以支持這種貿易，並使之有利可圖。
根據菲律賓考古的發現，中菲貿易，至遲在晚唐即已開始。近百年來，在菲律賓各地出土瞭大量陶瓷器和陶瓷碎片，在山區民間也發現瞭珍藏的古陶瓷器物。這些文物，絕大部分產自中國。自晚唐至清代，各朝代的陶瓷均有發現。以明清為最多，宋元次之，晚唐最少。唐代的陶瓷，或者是通過阿拉伯商人轉手運到菲律賓的，或者是通過中菲間的直接貿易販銷菲律賓的。一些地方除發掘出唐瓷之外，還發現唐代錢幣。
有關中菲貿易的文字記載，始見於宋代史籍。《宋史》卷四八九《閣婆傳》說，“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這是我國史籍中有關中菲貿易的首次記錄，此後歷代史籍對中菲貿易情況都有較詳細的記載。
南宋時期中菲新航路頻繁的往來，帶動瞭中菲民間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從中國輸入菲律賓的貨品包括鐵器、烏鉆、綾絹以及五色燒珠等，但仍以瓷器最為重要。菲律賓發現南宋瓷器的遺址大都在中、北部地區，如宿務島、馬尼拉灣和內湖沿岸等，遺址內瓷器數量相當之多，表明中菲商民沿著新航路的貿易已經有集中的經營點。
中菲民間貿易時，並不常使用貨幣和金、銀為價值尺度和支付手段。長時期以來都是以貨易貨，菲律賓方面提供的貨品包括香料、黃臘、檳榔、椰心、草席、玳瑁、珍珠等。這些土特產多數並不是在沿海港口的貿易點出產的，為瞭及時集中這些產品以便與中國商人進行交換，菲律賓人就必須建立沿海同內地山區、河流的上遊與下遊以及各島之間某種初步的貿易網。
《諸蕃志》和《島夷志略》上都談到過中國船隻開到麻逸進行貿易的情況。麻逸當地居民以批發的方式向中國商人賒取貨物，用小舟到各島嶼販銷，換購各島嶼之土產運回麻逸，按時償還中國商人的貨價，很少失約。
這就表明，以前就存在的島際貿易聯系在海外貿易發展新的條件下發揮瞭作用，從而亦反過來給海外貿易帶來瞭便利。海外貿易和島際貿易的繁盛，促成瞭菲律賓社會的進步。
古代菲律賓人喜歡用中國大瓷甕埋葬遺骸。從北部的巴坦群島，經呂宋島、民都洛島，直到南部的棉蘭老，都發現瞭許多內藏遺骸的大瓷甕。菲律賓內地各部落甚至將擁有多少瓷器作為衡量財富的標準，瓷器有時作為世代相傳的傳傢寶。部落之間、傢族之間械鬥、和解時以中國瓷甕作為賠償。一般是一個人頭賠一個瓷甕。瓷器在舉行婚禮時必不可少，新郎給新娘的聘禮全部或部分是瓷器。舉行宗教和其他各種儀式、宴會都離不開瓷器。在菲律賓民間故事中，把瓷器人格化、動物化，瓷器成為民間故事的重要題材。
從宋代起，中菲間就有瞭官方的貿易，表現為當時菲律賓的某些小國遣使來中國“朝貢”，以及中國皇帝對來使的賜授，實即以所貢方物，交換賜授漢物。
明初，呂宋曾於洪武五年(1373年)和永樂八年(1410年)兩次入貢，值得註意的是，這兩次人貢呂宋都攜同本地區的其他小“國”一齊組團前來，表明呂宋地區超巴朗圭政體正在形成。據統計：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1368-1424年)，菲律賓各地十多次遣使中國，明朝使節亦4次到菲律賓。菲律賓對中國的這種頻繁示好，與當時鄭和下西洋分不開，由於中國聲威所及，合貓裡、馮嘉施蘭、呂宋、古麻剌朗、蘇祿等國都時斷時續地同明廷保持朝貢貿易。
當然，這種朝貢賜授關系，意義不限於物質上的交換，更重要的是著眼於政治上的修好。官方貿易由於並非每年進行;進行這種貿易的地區，又隻限於菲律賓某些極小的局部，如一個或幾個小國。另外，雙方所交換的方物、賜授物數量有限，項目又僅限於統治階級所追求的奢侈品，如貢物是帶枝、丁香、丁香母、白龍腦、玳瑁、紅鸚鵡，甚至還有“昆侖奴”;賜授物是冠帶、衣服、器幣、緡錢、儀仗、鞍馬、鎧甲、文綺、絨錦、綸絲、紗羅、彩帛、金織襲衣、麒麟衣等。
元明兩代，海上貿易由朝廷壟斷，構成中菲貿易主要部分的民間貿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明朝政府為壟斷對外貿易，為防止勞動人民利用出海之便，聚眾反抗，而厲行禁海政策。嘉靖年間，因倭寇之患日漸嚴重，兼以葡萄牙人及沿海大姓與之勾結，使東南海防日益惡化，海禁進一步加強，甚至最後罷市舶司，關閉海外貿易大門，連漁民出海捕魚也遭禁止的地步，海外貿易更受到嚴重摧殘。因此，元明時中菲貿易情況見於中國史籍者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