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00:33
在抗日時期，物質生活都極其的匱乏。吃不上肉甚至連飯都吃不上都是一種正常現象。在1941年，生活相對較好的重慶工人，每戶每月也隻能吃兩斤肉，1942年，晉陜一代的農民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可見其困難。
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社會部統計處在重慶調查瞭240戶工人傢庭。結果顯示：這些傢庭平均每戶3.6人，食物支出占到傢庭總支出的74%，平均每戶每月食用大米6.9市鬥(約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紅薯為輔。蔬菜消費，以白菜、蘿卜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費12斤左右，其餘如魔芋、萵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費也在2-4斤左右。但肉類消費極少，平均每戶每月僅消費豬肉2斤左右，蛋類平均每月消費不足3枚，牛肉、魚肉等則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距離前線較遠、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眾的生活狀況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戶”，大多一日兩餐，偶而還能有晚間宵夜。這些“普通戶”多是五口之傢，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約240-270斤左右)，豬肉7.5斤，蠶豆60斤，萵筍60支，豆腐150塊，豬油、香油、醬油各7.5斤。其中，蠶豆、萵苣等，隨季節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換。
1942年，晉陜一帶的農民，常常“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
至於農民的飲食狀況，可以參考張聞天1942年的“晉陜調查”。張調查瞭陜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的八個自然村。其結論是：
“中農傢庭從陰歷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夠吃些米窩窩、糕、撈飯、高粱餃子，間或吃一兩頓面條，幾斤羊肉或豬肉。其餘，除二月初二吃一頓撈飯或高粱餃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頓撈飯。驚蟄後，農業勞動開始，早晚黑豆糊糊裡放些炒面，或帶些炒面做點心吃。清明後開始吃三頓，早飯吃些散面谷壘，糠窩窩;午飯黑豆糊糊裡加些炒面;晚飯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瞭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裡吃。六月以後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來時，還吃些山芋。秋收後，又隻吃二頓，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頓撈飯。
“貧農吃得比中農差，黑豆糊糊要稀，撈飯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黃不接時，還要挨餓。富裕中農則吃的又比中農強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撈飯三、四天吃一頓，瓜菜、洋芋吃的少，過年還能吃饃，平常還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即將黑豆磨成小塊，加水煮。“撈飯”，即將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撈出再燜成幹飯。張聞天說，黑豆糊糊“是這裡農傢一種最普通的食品”;至於撈飯，“這裡的老百姓均認為是很貴重的食品。窮人每年隻能吃幾次。每星期能吃幾次的，那隻有富裕中農。”
在陜甘寧邊區，飲食條件最好者，當屬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該校學員都是日軍俘虜或投誠者，為反戰需要，在夥食上對其相當優待。據該校“生活委員”中小路靜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後的“一周食譜”，其周一飲食如下：“早飯：羊肉燉蘿卜，燉牛肉·豆腐·白菜·粉條，西紅柿湯。午飯：面條。晚飯：素炒青菜，燉白菜，豬肉丸子湯。”其餘六天，水準大致相同，唯菜譜有異。主食最初是小米，後升級為饅頭、面條，一周還可以吃一次大米飯。因為每天都供應肉，學員們過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飯不吃肉菜”的請求。
至於敵後根據地軍民和淪陷區民眾的飲食狀況，可參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報告。戎在報告中提到：晉冀豫邊區的敵占區部分，日軍實施“餘糧歸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額度外，農民所有糧食均被收繳，“親戚傢人往來，還要(自己)帶糧，不然就要餓肚子”。根據地的軍隊，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錢、吃鹽二錢，並有少量菜蔬;政府與民眾團體的工作人員，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鹽無保障。至於民眾，“雖然也沒有油吃，但總還有蔬菜吃啊”。
1944年，過半國軍士兵營養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類一斤”
綜上，不難看出，抗戰八年，原始小農經濟的崩潰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軍費暴漲，一方面是壯丁大量被抽離農村送往前線，前者要求強化對農村的征收，後者必然損害農業的產出。矛盾激化的結果，最終必然反映至士兵飲食層面。至抗戰中後期，士兵的飲食水準，已跌至令人發指的地步。據統計，二戰期間，不論質，單論量，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還隻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獲得。1940年後，國軍普遍改三餐制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費標準僅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國專傢曾隨機抽取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結果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