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癖”之江湖

文/薺麥青青

清初文學傢張岱在《陶庵夢憶》中直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而他自己便是此主張的最大踐行者，張岱在他的《自為墓志銘》中坦陳：“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可謂包羅萬象！且無不顯示出富傢子弟的豪奢享樂習氣和晚明名士文人的縱欲玩世作風。但除瞭這些物質和娛樂嗜癖，張岱一生筆耕不輟，老而不衰，正是這樣的雅好才讓一本該浮浪無所成的紈絝子弟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留下瞭他堅實峭拔的身影。

中國人素來對許多事情都喜歡進行精細的劃分，以示是非的分明和區別境界的高下。比如這個“癖”，我們似乎也可以排排隊，歸歸類。癖”，詞典中的解釋為“對事物的偏愛成為習慣。”所以，能成為“癖”的事物和習慣大多不是一種簡單和一般的喜歡與愛好，它應該是一種深深的熱愛與執迷，可有可無，若即若離，朝喜夕遷是絕無資格稱作“癖”的，它是年深日久的癡迷，是超越旁物的獨鐘，是傾心以赴的投註。“癖”與“迷”相比，後者可以是短暫的幻覺，前者卻是一以貫之的沉醉，所以“癖”較“迷”更精進，更持久，更富力道，更臻至境。但“癖”也是一個小江湖，其中，我們既可以常見義士的萍蹤俠影，也時睹惡人的醜陋嘴臉。前者，我們冠以“雅癖”之號，後者，我們稱為“惡趣”。

中國古代詩人，嗜酒者蔚為大觀，除瞭名聲貫耳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是一位酒名赫赫的“癮君子”。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好酒，但由於傢境清寒，不能經常如願。而白居易自產佳釀，每次飲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仆侍奉。他在67歲時，寫瞭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本人。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隻知道他做瞭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池塘、竹林、臺榭、舟橋等勝景。他極嗜喝酒、吟詩、彈琴，常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遊樂。”難怪這樣的雅興，即便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天陰欲雪的黃昏，仍可以隔空對好朋友發出真摯的邀請：“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與現代人的觥籌交錯，猜拳行令相比，此“癖”不可謂不雅，此情此景亦為那個苦寒的冬日抹上瞭一層明麗的色彩，清新雋永，況味無窮。

“酒酣胸膽尚開張”，自然引來大批聖徒頂禮膜拜，但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的“書”，愛其者、嗜其者更如恒河沙數。

曾力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代文學傢王世貞，一生愛書成癖。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載王世貞時“得一奇書失一莊，團焦猶戀舊青箱”，說的就是這樁奇事。當時王世貞遇到書商出售宋刻《兩漢書》，欣喜異常，不過得書心切卻因手頭拮據，遂與書商議定以自己的一座山莊換取這部秘刻。書商自然大喜過望，可憐王世貞失去祖傳的傢業，才擁有瞭這部寶籍。以身外之物換心頭所好，即便傾其所有，亦在所不惜。就像當年那個為瞭美人而舍棄江山的溫莎公爵，值與不值，皆在己心。

但正如人之性情殊有不同，人的執迷亦大異其趣。“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便是一個著名的惡趣味，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根源所在。歷史上有名的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爭議頗大，有人斥其玲瓏奸猾。其實道理很簡單，裴鉅仕於隋時，隋煬帝愛聽諂媚之語，好大喜功，且殘暴成性，裴鉅便枉佞成奸臣；當唐太宗君臨天下時，聞過則喜，廣開言路，裴鉅又搖身一變，成為犯顏直諫的諍臣。不要苛責你的臣民見風使舵，骨媚膝軟，你要看看為君者，“癖“之所向，那便是民風所指，民心所向。

“癖”之品相，有雅之高風，也有惡之昭彰，亦可不趨兩極，作為凡俗生活的樂趣與點綴，或為“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的詩意流連，或為“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的瀟灑放曠。但凡事有度，過猶不及，甚者給自己、他人直至社會都帶來困擾或者危害，比如酗酒滋事、嗜賭如命，網絡成癮，利令智昏，不一而足。

最近一大批“毒星”前赴後繼地鋃鐺入獄，這裡面有為獵奇而染毒的新晉之星，也有為尋找創作靈感的編劇才子，更有為填補空虛而一再“以毒試法”的老江湖，但無論哪種情由，癖成瞭毒害身心之物，且作為公眾人物，帶壞社會風氣，終歸需要力戒之，以正視聽。所以，若玩物能怡情，而不喪志，且不妨耽之以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