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6 21:28:53
有鑒於此，中共中央和政務院於1953年3月在全國發起瞭聲勢浩大的“貫徹婚姻法運動”。1955年，國務院又批準瞭《婚姻登記辦法》，這意味著男女雙方隻需到政府登記即可辦理結、離婚事宜，這意味著新中國的制度進一步鞏固瞭中國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於此後宣告作廢，當代中國的第一次離婚熱潮也隨之達到頂峰，很多中國人正是在此時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人是有權“休夫”的。
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瞭嫁娶者自己決定的問題。於是，婚姻的選擇對象成為瞭下一個問題。
戰場上的英雄無疑是姑娘們心中的最佳人選，從《小二黑結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鮮戰場上那些最可愛的人，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女人而言，嫁給軍人便等於嫁給瞭光榮。
同樣炙手可熱的還有職場上的模范。“上一次勞模會上我愛上瞭人一個，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都選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誇。從那天看見他我心裡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就愛上他。”劉巧兒在大柳樹下的這段告白，道出瞭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我愛他，身強力壯能勞動；我愛他，下地生產，真是有本領；我愛他，能寫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傢來，他能給我作先生。”勞動互助和共同進步成瞭彼時“愛情”二字的隱喻。
隻是那時，充滿理想主義的中國男女還很少對與“政治進步”或“勞動生產”無關的愛情心生向往，也許是並不富足的日子還難以讓人們有如此奢侈的情調。
1958－1976：婚姻即政治
自“反右”運動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處於一個政治高於一切的年代，政治成為一切的主題，婚姻如是。
那時的中國人在政治上被劃分為三六九等。作為“紅五類”的革命幹部、軍人、工人、貧農和下中農，由於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睞；被打入“黑五類”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則因其令人畏懼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
“紅五類”之間的通婚是理所當然的，而企盼改變命運的“黑五類”也無一例外地希望能與“紅五類”聯姻，以便借此獲得免於政治迫害的“丹書鐵券”。
與政治條件相比，當時人們對財富、職業的要求似乎並不高。也許在那個均貧富已被制度化的時代，經濟方面的任何期待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人們連愛情也少有期待。愛人，首先應該是革命同志。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文革”時期寫在中國人結婚證上的話。那個年代，婚姻與政治的隸屬關系就這樣被烙入幾代人關於婚姻的記憶。
“血統論”是當時特殊環境造就的特殊理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創舉”在於將政治身份認定為生物遺傳信息，這使得當時的人們不得不用“根正苗紅”或“劃清界線”的邏輯去考慮婚姻傢庭之事。
一位在“文革”中離婚的女教師回憶道，“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他的導師是杜威。1950年，他拿著教育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到中國，然後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書。‘反右’和‘文革’的時候，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次被打倒。孩子因為父親的這個情況在學校裡備受歧視。入紅小兵不要想瞭，被人打罵也是常事。”
盡管對丈夫仰慕至極且愛重情深，但因為心疼孩子，夫妻兩人最終還是決定離婚，希望以此為兒女洗脫罵名。“我們離婚之後，孩子在學校的處境好瞭許多。我們本打算運動過去瞭就復婚，沒想到離婚一年之後，他含冤而死。”
在那個婚姻即政治的年代，類似的離婚故事還不止於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除政治原因外，“文革”十年間，中國人很少再能找到什麼說得出口的離婚理由。強烈的道德譴責足以給離婚者帶來比不幸婚姻更大的痛苦，而在個人生活被各種評價體系五花大綁的年代，離婚可能導致的還有前途沒落。
關於性，“文革”時的中國人仍是絕口不提，然而，禁欲主義的態度卻並沒有妨礙中國人口的持續增長。社會學傢李銀河曾在《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中分析說，中國傳統的性觀念認為，性“隻是為生育的，而不是為快樂的”，所以中國人“可以隻生育而保持對性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