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1 20:51:58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
很多場合，人們應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作的衝動，以「曲」代之，創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瞭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傢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瞭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瞭部分非文學性應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禦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瞭是位小說傢，必定還是一位嫻熟的戲曲作傢、畫傢和善於寫作官場應用文的幕客。
關於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瞭新的考證。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隻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象並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谷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並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麼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裡?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現整個北方地區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有應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一府兩縣」現象。
為瞭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
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谷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於府治兩側，並以河為界，隻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小說中婦女唯一髮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隻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隻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
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傢、戲劇傢和幕客為一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終種種線索集中於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紹興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吳敢教授在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長篇論文《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說：「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構最為周到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