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10:40
如果我問：古代的科舉考試考什麼?也許你會不假思索地說：考八股文唄。
但這個答案並不準確，至少不夠全面。相對於科舉制度，八股文的歷史要短暫得多，科舉制創立於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也不僅僅考八股文，明代的鄉試要考三場，首場試經義，此即所謂的“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及應用文寫作，第三場試“策”;清代的鄉試也是考三場，首場試經義及韻詩，第二場試經文，第三場試“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場的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就更豐富多樣瞭。
宋代的科考實行兩級試：發解試與省試。發解試相當於初試，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質;省試相當於復試，由禮部主持，被錄取者便可從此步入仕途。至於殿試，通常都不黜落，隻排定名次。
宋代科舉又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明經各個專科，以選拔專業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的特別考試，叫作“制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後王安石罷諸科，隻保留進士科與制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我們要介紹的主要是進士科省試與殿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傢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我們都習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為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隻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卻是傳統社會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傢的基本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網羅天下之英雋”，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應試者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幹。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傢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徳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從答題形式上看，試經義、試論、試策都有點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議論文為主。考試時，主考官會在試場前面掛出一塊簾幕，“出示題目於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訖，則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場或四場。
具體來說，試經義是出題者從儒傢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明清時試經義演變成考八股文，從外在的文體形式到內在的思想都嚴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註、質疑古說、闡發新見，“借他題目說自傢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者。
試論，則類似於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註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贊賞。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還杜撰瞭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連歐陽修都不知出自何典。這要是放到明清時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灑灑寫瞭上萬言的對策。由於策與論都是議論文體，宋人又將兩者並稱為“策論”。
策問往往可以體現出題者的“問題意識”，許多當過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對自己擬出的策問題目有些“敝帚自珍”，將策問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歐陽文忠公集》收錄有策問多道，其中一道問：“周天子之田方千裡，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裡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裡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此題涉及對宋朝缺乏良馬問題之關切，而要問答這道策問，不但需對馬政有切實見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數學、幾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