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07:42
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留下瞭較多史料和理論建構的“革命”——這個詞匯的本意是“改變天命”，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詞匯如“改革”、“革新”、“革除”中的“革”字，都還是類似意義。儒傢雖然有“湯武革命”之說，但成湯滅夏桀隻有簡單記載且缺乏理論建構，非武王伐紂可比。
理論建構的要點，就是論證“天命歸我”。但“天命”如何得知呢?那就需要觀察天象瞭，所以武王伐紂這樣一場“革命”，留下瞭16條與天象有關的記載。這些記載有真有偽，有些可以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回推檢驗，但都可視為周人及後人為伐紂進行理論建構的一部分。
《淮南子·兵略訓》載：“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按後世流傳的星占學理論來看，這是一個不利於周武王軍事行動的天象，因為“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就是說，周武王的軍隊在向東進發時，在天空見到一顆彗星，它像一把掃帚，帚柄在他們要進攻的殷人那一邊(東邊)。但是對於天文學傢來說，這條記載給出瞭彗頭彗尾的方向，不失為一個寶貴信息。畢竟，古人記載天象是“搞迷信”用的，不是給現代天文學傢當觀測資料用的，所以一點一滴的信息都很寶貴。
天文學傢和歷史學傢的差別
張鈺哲在論文中，詳細討論瞭哈雷彗星公元前1057年的回歸和前述《淮南子·兵略訓》中“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記載的相關性，最後他得出結論：“假使武王伐紂時所出現的彗星為哈雷彗，那麼武王伐紂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張鈺哲這個結論，從科學角度來說是無懈可擊的，因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紂時所出現的彗星為哈雷彗”——也就是說，他並未斷定那次出現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說，張鈺哲並未試圖回答“周武王見過哈雷彗星嗎”這個問題。
但是，到瞭歷史學傢那裡，情況就出現瞭變化。例如，歷史學傢趙光賢在張鈺哲論文發表的次年(1979年)，在《歷史研究》雜志上撰文介紹瞭張鈺哲的工作，認為“此說有科學依據，遠比其他舊說真實可信”。然而，在趙光賢的介紹中，張鈺哲的“假使”兩字被忽略瞭，結果文科學者普遍誤認為“天文學傢張鈺哲推算瞭武王伐紂出現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紂是在公元前1057年”。
這裡需要註意的是，文科學者通常不會去閱讀《天文學報》這樣的純理科雜志，而《歷史研究》當然是文科學者普遍會閱讀或瀏覽的，所以趙光賢的文章，使得無意中被變形瞭的“張鈺哲結論”很快在文科學者中廣為人知。在此後的20年中，盡管中外學者關於武王伐紂的年代仍有種種不同說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說，挾天文科學之權威，加上紫金山天文臺臺長之聲望，儼然占有權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學者的話堪稱代表，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他寫道：“1057年之說被我們認為是最科學的結論而植入我們的頭腦”。
轉眼到瞭1998年，“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瞭。我負責的兩個專題中，“武王伐紂時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關鍵的重點專題之一，因為武王伐紂的年份直接決定瞭殷周易代的年份，而這個年份一直未能確定，所以古往今來有許多學者熱衷於探討武王伐紂的年代——到我們開始研究這個專題時，前人已經先後提出瞭44種武王伐紂的年份!這些年份分佈在大約100年的時間跨度中，幾乎每兩年就有一個。
在這44種伐紂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當然是最為引人註目的，也是我們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前面說過，後世流傳的武王伐紂時天象共有16條之多。這些天象記錄並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無法用來推定年份的。我們用電腦——這時個人電腦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當時用的是486電腦——對這16條天象記錄進行地毯式的回推計算檢驗，結果發現隻有7條可以用來定年。而在這7條天象記錄中，《淮南子·兵略訓》的“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選。
因為隻要回到張鈺哲1978年《天文學報》論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須直面張鈺哲的“假使”——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武王伐紂時出現的那顆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