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3 11:00:27
在瑞典，廉潔拐點意味著高福利、發達經濟的社會模式，它號稱“不讓一個人掉隊 ”，用廉潔治理來造福人民。新加坡的廉潔拐點則與嚴刑峻法有關，“以廉立黨，以法治國”，從領導人以身作則到法律與各項制度設置，都嚴格遵循廉潔原則，這正是新加坡變成現代化國傢的秘訣之一。當然，《廉潔拐點》提供給讀者的不隻是上述成功案例，蘇聯的失敗教訓也讓人意識到，在國傢轉折期對腐敗問題的不作為，對大國發展之路的傷害是致命的。
在梳理瞭作為大國標配的廉潔拐點案例後，作者思考的重心當然還在中國當下。新常態的時期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設都得到瞭長足的進步。《廉潔拐點》提出這其中有一套科學的頂層治理，這是“從生產力革命向新治理革命”的轉變。
這其中有一套很有針對性的“組合拳”。從“老虎蒼蠅一起打”到官場反腐風暴，從八項規定出臺到反腐的制度建設，從修復政治生態到幹凈的政商關系的恢復，再從精準反腐到海外“獵狐行動”，種種跡象都意味著國傢在經歷一場政治生態的重大轉變，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與此同時，這樣的時期也是經濟下行壓力大、社會矛盾多發期，能夠妥善解決後這些問題，正是中國轉向現代化治理的關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