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03:59
戰犯大都是日本醫學界精英 歪曲人性的醫學倫理至今有影響
據日本保存的《極密·駐蒙軍冬季衛生研究成績》一書記載，1941年3月，華北軍防疫給水部與駐蒙軍團防疫給水部在現在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用8名八路軍戰俘進行野外凍傷實驗，檔案中有8人的名字，隻是將名字的中間字有意劃掉。事後，參與活體解剖的研究班班長谷村少佐為被害者宣讀瞭悼詞：“你們8個人為瞭人類的醫學進步，獻出瞭自己的身軀，在此表示哀悼。”
在研究人員看來，加害者煞有介事的“追悼”背後，隱藏著其對人體實驗的扭曲認識。
與日本普通將官、士兵不同，731部隊的戰犯大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醫學界精英。他們的罪行大多不是一時的獸性大發，而是在扭曲的醫學倫理和人性下的自主犯罪。
二戰結束後，美國與以石井四郎為代表的731戰犯之間進行瞭一場秘密交易，大批本應受到審判與懲罰的731部隊人員得以逍遙法外。
逃避瞭戰犯審判的731部隊成員，回國後繼續在日本醫學界擔任要職。如京都府立醫大校長吉村壽人、京都大學醫學部微生物講座主任田部井和、金澤大學醫學部病理學教授石川太刀雄丸、陸上自衛隊衛生學校校長中黑秀外之、日本防衛大學教授增田美保、北裡研究所病理部部長笠原四郎、兵庫醫科大學教授岡本耕造……
這些人戰後活躍在日本醫學界，使歪曲人性的醫學倫理至今影響著日本醫學界。“人類為醫學的進步進行有價值的犧牲”，這種極端荒謬、本末倒置的思維方式至今在日本醫學界仍有市場。
731部隊在戰爭期間的倒行逆施和戰後貽害，引起瞭日本一批有良知的醫師們的反省，他們組織瞭相關研究會，從戰爭與醫學、醫學與道德的角度研究日本二戰期間的戰爭責任。
2012年，日本舉行的“戰爭與醫學倫理”檢證推進會的一篇報告中這樣寫道：“醫學工作者和醫師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踐踏人權和尊嚴，利用人體實驗進行生化武器開發和參與戰爭的呢?那不僅是遵照國策，也是他們自己好奇心和利益的驅使。為瞭醫學界得到國民的信賴。正確檢查過去發生的事實，明確問題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