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00:54
近日這封有毛澤東、朱德簽名的信件在英國被拍賣，該信件價值高達90萬美元。信件是寫於1937年，但信中的原件已不知去向。信中大概的內容是希望英國共黨能夠支持中國的抗日革命。令人疑惑的是，從這封信中能否看到毛澤東在延安時有著怎樣的對外政策。
這封信是為瞭塑造延安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嗎?
這封信乃是抗戰全面爆發前後，延安嘗試利用外國記者突破新聞封鎖，重塑自身國內、國際形象的產物。
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電上海地下黨組織，囑托邀請一位可信賴的西方記者前往陜北蘇區訪問。同年3月，地下黨人黃敬向北方局地下黨領導人劉少奇報告瞭斯諾前往陜北訪問的請求。稍後，斯諾的采訪問題清單被送抵陜北。5月15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討論該如何回答斯諾所提出的十餘個問題。出席會議者，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李維漢、林伯渠、楊尚昆、陸定一、吳亮平等。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主題是“對外邦如何態度——外國新聞記者之答復”。
會議先由報告人“把斯諾的問題和準備的答復，逐一講瞭一遍”，然後進入討論階段，對答復做出修正。6月份，斯諾被告知采訪請求已獲準，遂自北平出發，於1936年7月進入陜北蘇區。在保安，毛澤東根據5月15日的會議精神，回答瞭斯諾采訪清單上的所有問題——談話先由斯諾用英文紀錄，“之後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譯成中文，再經他審閱通過”。稍後，斯諾又訪問瞭張聞天等其他高層。至10月份才離開。
不難看出，斯諾的陜北之行，乃是精心策劃的結果。北方局和上海地下黨，謹慎挑選瞭立場左傾但與中共尚存在一定距離的斯諾;另一位與共產國際關系親密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則被打入瞭“冷宮”，雖然她同樣迫切希望成為首個訪問陜北蘇區的外國記者。陜北方面，則精心討論瞭如何回答斯諾的所有提問。這種精心策劃所催生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影響大大超出瞭預期，成瞭抗戰時期美國人對中國印象的最主要來源;也使中共迅速獲得瞭世界影響力。
斯諾之行的成功，使得毛澤東在1937年又決定邀請一位英國記者訪問延安。詹姆斯·貝特蘭被選中。與斯諾的背景大致相同，貝特蘭思想左傾，與中共北方局來往密切“久經考驗”(與斯諾一樣，貝特蘭不瞭解“北方局”的具體存在;西安事變期間，由地下黨安排，貝特蘭曾協助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史沫特萊，潛身西安以英語廣播對外直播事變進程)，且在英國媒體界頗有地位(貝特蘭是英國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
毛澤東價值60萬英鎊信件：是中英建交的最好見證
丁玲與毛澤東的愛情：一生三個男人最愛還是他
陳毅曾在井岡山奪權逼走毛澤東 驚天內幕!
揭秘毛澤東為何選擇延安為革命根據地的真正目的
貝特蘭在1937年9月底進入延安，對毛澤東做瞭訪談。期間，毛澤東曾向貝特蘭詢問瞭英國工人運動的情況，貝特蘭回答：倫敦工人群眾召開瞭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大會，通過瞭關於援助中國的決議。這番交流，正是毛澤東給當時的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寫信的原因。
與斯諾的訪問相似，貝特蘭記錄的每一句話，都需重新譯成中文交毛澤東審閱。談話的英文版發表在英國《每日先驅報》上，中文版則用於國內宣傳。效仿斯諾，貝特蘭也在英、美兩國出版瞭一部關於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著作《華北前線》。但總體而言，貝特蘭的延安之行影響有限，沒有能夠再現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奇跡。原因之一，在於貝特蘭的身後，不像斯諾那般，有大出版商作為推手——自1933年起，斯諾的美國出版商就一直在催促他寫一部關於紅色中國的暢銷書;其1936年的陜北之行，得到瞭出版商的金錢資助;《紅星照耀中國》這個書名，也是出版商所定。
毛澤東這封信函，隻代表延安短期的英美政策
1936年斯諾訪問陜北前，所提交的問題清單中，曾問及中共如何定位與美英蘇三國的關系。政治局常委會所擬定的答復是：願意與美國訂立太平洋反日戰線;對英國以往的親日行為不滿，但認為近期政策有所轉變，是好的;中國獨立後，不會受蘇聯統制，但會結成兄弟聯盟。
不過，上述定位沒有維系太久。1939年3月，斯大林在蘇共十八大上宣稱：所謂西方民主國傢和希特勒德國之間並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同年8月23日，蘇聯同德國簽訂瞭互不侵犯條約。9月，共產國際將德國和英法之間的戰爭界定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毛澤東也發佈指示：“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與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傢，隻有一個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此一時期，英法美等西方國傢，被延安視作瞭“國際反動力量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