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麥當勞

Nisbett指出，歷史文化因素是理解這種差異的關鍵所在。古代中國大規模、集約型的農業生產，要求農民之間建立復雜的合作機制，另外，上至皇帝 下至農民間存在著嚴格的階級制度。“你必須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你也必須要服從命令，”他解釋說，“這種對行為強大的社會性制約一直以來是東亞人生活中 的重要特征。”在常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發源地的古希臘，情況則大不相同。如此規模的農業生產是不可能實現的，大多數工作不需要很多人之間的相互合作。古希臘 人過著獨立的生活，崇尚個人主義。這使得他們傾向於去關註獨立的事物和目標，而不會過多地受到他人需求所限。這一特點在西方文明中一直延續至今。“如果以 上所言皆屬實，那就不是東方與西方的區別，而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區別。”Nisbett說。

錯誤的“二分法”？

當然，用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這種簡單的概念，去解釋世界各地人群間的行為差異性，這種嘗試是非常吸引人的。這也是大多數心理學傢樂於沿用這種方法的原因。然而，近來已有證據顯示，“東方—西方”兩種模式之間並非涇渭分明。

首先，一些對人類如何認識自身的研究打破瞭“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和“集體主義的東方人”這種簡單的概念劃分。這些研究表明，世界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間存在著連續性。比如，同是“個人主義”，西歐人要比美國人更接近東亞人。

因此，也許其他的研究得到下邊的這些結果就不令人驚訝瞭。這些研究發現，地域因素以及當今社會的因素，而非大范圍的歷史或地理因素的作用，才是塑造 某種特定思維方式的原因所在。例如，Nisbett研究小組最近對生活在土耳其黑海地區的三個族群進行瞭比較，這三個群體擁有同樣的語言、血統和地理環 境，但卻過著不同的生活。三個群體中，農夫和漁民的生活區域比較固定，他們要進行貿易往來必須通過廣泛的合作，而牧羊人則流動性更強也更獨立。 Nisbett發現，農夫和漁民在心理認知上要較牧羊人“整體”（holistic）一些，他們更傾向於以事物的相互關系分類，而非根據事物的屬性。例 如，他們會把“手套”與“手”之間建立聯系，而不是將“手套”與“圍巾”聯系起來(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vol 105，p8552)。這種馬賽克拼圖似的思維模式在東方也可見到。“北海道在日本類似於美國的西部，”Nisbett說，“那裡的居民類似於西部牛仔， 非常獨立、個人主義極強，從而可以肯定，與日本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們在認知模式上要更為偏向分析。”

現在是擺脫對東西方哲學簡單化認識的時候瞭麼？密西根大學的Daphna Oyserman給以肯定的回答。她不認同用歷史因素來解釋現代人的行為。“如果介入歷史的因素，我們就無法進行測試，”她說。“但我們可以測知環境是如何引起某種特定認知模式的。”

被孤立與順服（Isolation and conformity）

首先來看“社會性”孤立。一些人認為，東方式的世界觀的形成，部分可歸因於擔心（concern）被所在社會群體（social groups）所孤立（Isolation），這使得人們傾向於去順服（conform）並維系這種人際關系網絡。奧斯丁得克薩斯大學的Art Markman和他的同事Kyungil Kim想要看看究竟“孤立”（Isolation） 會如何影響到美國學生的認知模式，於是首先就要求學生們回憶自己被孤立或者孤立別人的情景(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2，p350)。然後，讓學生們看一些背後配有各種背景的不同奶牛的照片，並在隨後給出的大量照片中找出先前曾看到過的那 些奶牛[2]。 對於剛回憶過排斥他人情景的學生來說，奶牛是否處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對他們的判斷沒有多大影響。而回憶瞭被排斥情景的學生，當奶牛位於跟之前一樣的背景下 時，他們則能更好地將奶牛辨認出來，這表明他們更為關註奶牛和所處環境的關系上。事實上，如果把同樣的任務給東亞學生去完成的話，他們的表現會與後一組學 生相近。

這一實驗結果表明，西方人的心理結構表面上看起來與東方人是不同的，而當引入社會孤立這個因素後，兩者之間就鮮有差別瞭。實際上，Oyserman 對67個相似的研究進行瞭分析，揭示瞭社會環境是如何輕松改變人們思維模式的。例如，心理學傢曾“誘導”（primed）東亞志願者產生個人主義的思維模 式：隻要讓他們想象一下網球單打，或者圈出表單數的人稱代詞（single-person pronouns），或者整理（unscrambling）含有“獨特”、“自立”、“孤獨”等詞匯的句子。在大量實驗中，來自單一文化背景的志願者—— 不論東方西方，其在行為上表現出的前後差異，與那些傳統認識下的集體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之間的差異一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