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麥當勞

既然我們的思維模式能夠輕易地改變，那麼認為分析性思維或整體性思維的差異源於人腦中某些深層次差異的觀點也就是無稽之談瞭。事實上，我們成長環境 的文化背景給瞭我們某種特定的方式去認識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用兩種方式中的任一種去思考，但平均而言，人們總是傾向於其中的一種，”Oyserman這 樣說。

“不應以文化為線劃分世界，我們要認識並培養認知上的靈活性”

大腦成像技術支持瞭這種觀點。在一項要求觀察一系列內含線條的方塊的實驗中，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Trey Hedden發現，對於東亞人，當他們被要求不考慮周圍的方塊，而隻要識別出相同長度的線條時，涉及集中註意力的腦區域就會工作得特別辛苦，這是一項需要 你聚焦於某一事物而不管其周遭環境，並作出“絕對”性判斷的任務。但對於美國人來說，當要求識別線條的長度與方塊的比例差異時，他們大腦中的同一區域也會 工作得特別辛苦，這是一種對“相對”屬性的判斷，與環境的關系非常關鍵(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9，p12)。換句話說，當“執行”與其文化習慣不一致的任務時，人們就得更“辛苦”地去思考。大腦使用相同的部位去處理不同的 任務，但是，文化差異影響瞭該大腦區域解決不同任務時的熟練程度。

令人驚奇的是，Hedden還發現，在這兩組人群中，強烈認同美國文化的人認為，需要作出“絕對”性判斷的任務較容易。而且，接受多元文化熏陶的 人，進行思維方式的轉換相對輕松。加裡佛尼亞大學的Veronica Benet-Martinez發現，在東西方兩種文化環境（譯著：如香港）下成長起來的人，其思維模式就極易通過引導而改變。當她要求一組中國香港地區的 學生觀看一條魚在淺水中遊泳的錄象時，如果學生之前先被示以象征美國的圖像，如星條旗，那麼他們就會對錄像作出如下描述：“這條魚在帶領其他魚遊泳。”而 若之前被示以象征中國的龍的形象，則背景環境的重要性就會增加，學生們更可能對錄像進行這樣的描述：“一群魚在追趕這個背叛者。”(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vol33，p492)。

很明顯，對思維模式做出“東方式綜合”和“西方式分析”的區分太過膚淺和模糊。“如果我們的思維模式實際上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的，”Oyserman說道，“那麼，心理學傢應當致力於探究什麼樣的環境導致‘綜合性’思維，什麼樣的環境又激發瞭‘分析性’思維，而不是維持上述錯誤 的分類。”

牧羊人的後代更可能有個人主義思維？

所謂的“二分法”是在有限論據的基礎上得到的，在許多研究中，常常隻把中國和日本作為東方的代表，而把美國和加拿大作為西方世界的代表，對從南亞到 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研究者的足跡幾乎不曾涉及。即便是在廣受研究者青睞的歐洲，也大多由德國和荷蘭這種不具代表性的國傢來體現。“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 綜合性思維、分析性思維的情況可能大為不同，”Oyserman說到，“我們應當給予那些未被研究過的地區以充分的重視，比如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 ”

由此可見，東亞人、美國人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種，在思維上並沒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既能進行分析性思維，亦能進行綜合性思維。“不同的社會環境導 致瞭在特定的情形下，需要某種特定的思維模式，”Oyserman這樣解釋說。但是，與其按照文化來分裂這個世界，不如好好地認識並培養我們思維的靈活 性。“綜合性思維和分析性思維各有許多優勢，”Nisbett說道。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裡，應學會根據所處的環境來選擇適當的思維模式，這對我們大有裨益。

[1]譯註：顯然中國的報紙不會做此分析，此處反映瞭西方人的一種偏見，認為道德必須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而在宗教影響向來薄弱的中國，必然道德基礎薄弱，這 便是導致兇殺案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早在文藝復興之初，伏爾泰等思想傢們就對中國的道德觀與宗教的關系大大加贊賞，並努力構建新的不基於基督教的新的道 德觀，此處的“缺乏宗教信仰”，可能是本文作者或者所引文獻的作者在在這種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錯誤判斷。

[2] 譯註：譯者認為，這個實驗大約是這樣的：有一個大屏幕，就是文中所說的“背景”，屏幕前展示奶牛的照片，參與實驗的學生看照片的同時也會看到照片之後的背 景。實驗的第一步，是在特定的屏幕“背景”下展示特定的奶牛照片；第二步，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展示不同的奶牛照片，對於頭一組（回憶“被孤立”的），之前看 到的奶牛照片是否出現在之前的背景之下，並不怎麼影響這組學生對奶牛照片的識別；而第二組學生（回憶“被孤立”的），在奶牛照片和背景跟之前一樣時，更容 易識別出這個奶牛照片來。第一步也不是一樣背景。你可能是理解的，但是這麼表述容易讓人覺得第一步是不同奶牛站在相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