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園大學

（一）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瞭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瞭，新學期開始瞭，學期又結束瞭。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宵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註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瞭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註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瞭半年之後，我忍不住瞭：“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瞭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瞭個盹，加錯瞭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瞭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瞭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瞭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瞭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瞭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瞭我的車。

下山隻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隻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二）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精，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瞭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 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 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裡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三）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采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 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 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 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 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傢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 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 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 瞭“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