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園大學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 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瞭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裡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 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瞭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 牲瞭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四）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懷裡“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瞭幾頭牛”。照邏輯來 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瞭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 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隻是為瞭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 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系。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 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裡來；充其量，作老師的 隻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瞭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瞭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五）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瞭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瞭，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瞭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 裡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瞭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裡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瞭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