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9 22:05:49
我在深圳的日子其實很簡單，早餐完，看書寫論文，午餐完，繼續看書或者寫字，晚餐完，出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看電影。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路邊看書，或者在餐廳看書，似乎會被當成異類。而我在美國生活的地方，那個如今還飄著梨花有河水壞繞的小鎮，還有無數的老人坐在長椅上抽著雪茄看著書，校園裡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有人在看書，或者討論問題，不論學術還是簡單的天氣。
鎮上有傢吉普賽風格的餐廳，每到周六就有open mic的節目，上次來瞭一個樂隊，貝斯手、鍵盤手、主唱、小提琴手、吉他手每個人至少都有六十歲瞭。當他們演奏起來，眼裡流露的那種滄桑和緬懷，那種堅定和理解，讓我手裡那杯凍檸茶都暖瞭起來。可能演出完瞭，他們會換回自己的衣服，可能他是個司機，那個他是個修電工，主唱可能在肉類包裝公司，又或許吉他手隻是個超市收銀員。
去年選修環境學提到當地一條河近年來受到的一些污染，教授Donald帶我們認識一個致力於這個課題三十年的一位教授，他叫Tom。Tom介紹說由於發電廠非法排放工業污染物，導致河流嚴重受到污染。當他還是個本科生的時候，他就註意到這個現象，於是和政府部門舉報，政府部門和當時的發電廠顯然串通一氣，回復他說：“你隻是個本科生，這件事與你無關，你無權參與。”因為這句“你隻是個本科生”，他一賭氣念到化學博士，全身心投入到這個課題，正式起訴發電廠。他的無營利組織現在還在努力改善當地的河流，他和我們道別的時候揮揮手，說：“記住我吧，我叫Tom，還是個提琴傢。”說完就消失在一片農場的松樹林中。
而我的環境學教授Donald也有十分坎坷的經歷。在南美洲的時候喝森林裡的水，從此染上怪病，大腦嚴重受損，記憶力喪失，雙腿無法行走，但是他堅強的意志力讓他挺瞭過來。他當時已經有博士學位瞭，但大腦受到損害後導致記憶嚴重喪失，於是花瞭四年補全瞭所有專業知識，繼續教書。雙腿快好的時候去超市買東西，出來的時候被一輛飛馳的車把左腿徹底撞斷，現在他走路一瘸一拐，總是拄著拐杖，上下樓梯都很不方便。
我聽經常和我討論文學詩歌的一位女詩人說（這位女詩人在我們學校長達五十年），Donald年輕時是她見過最帥的男人。那年她第二個女兒剛出生，她抱著小女兒，丈夫抱著大女兒坐在學校的草地上野餐，Donald彈著尤克裡裡，唱著歌，場景很美。我閉上眼，好像也能看到現在蒼老的老教授當年意氣風發的模樣。他現在經常待在花房，看他種的植物，一看就是一下午，還自己給學校的食堂種土豆，和那條叫“Sasha”的狗說話，那金毛狗不怎麼愛聽，跑瞭，他就自言自語。
兩個星期前我合唱團有演出，音樂廳裡坐滿瞭人，我有點緊張，往臺下一看，突然看到做披薩的Rafael站在最後面，工服還沒來得及脫，可能剛下班就趕過來瞭，他看到我在看他，朝我用力揮揮手。我有點意外，但我唱到《Nightingale》那首歌的時候，我看到他眼睛裡似乎有模糊的淚光，我不確定，因為他那時還笑著呢。
點評：
生命隻有一次，這個大傢都明白，但能把這一次生命過得稱心如意的人，卻真的不多見，何故？一個是受限於自己的能力，一個是來自環境的壓力。那，一個人的能力要多大才能做自己？環境的壓力是真的壓力還是自己順從的結果？如果做自己力所能及並進行一定的挑戰，如果換一種角度去思考壓力的來源並找到事實的本質，那結果是不是會有很大的改觀？既然人隻能活一次，那為什麼不讓自己真正的活過呢？那必要的付出是否甘心情願？
如果最終大傢誰都免不瞭一刀的命運，那麼為什麼不在有效范圍內與眾不同地活一次？或者最次也得與眾不同地用自己的腦袋瓜想一次？
獨立人格需要貫穿到人生的始終，每個細節中。也要不斷的提醒自己，有一天在遭遇不公和不幸時，要記得現在的思考。不要以一個悲壯的姿態去博得同情，外界的支持，永遠是個幻覺，像潮水一樣湧來湧去。真正支撐人生的，是雙手，是雙腳。是一無所有面對世界時仍能挺胸站住甚至微笑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