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10:30
民國時期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局面眾多的青年愛國者憤憤站起來救國，但是每個人的救國行動都不一樣，有的馳騁沙場殺敵，有的成為一名地下工作者，無名無姓，默默付出。有的成為殺手，專門去刺殺那些頭目。下面來看看誰是民國第一殺手。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史稱“局部抗戰期”。此一時期，當局對外不斷調整外交策略;對內致力於軍備、財政之整頓，其總體政略，可概括為“以對日有底線之妥協換取備戰時間”。
但此種政略，既不能對外公開宣傳，更難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時期，民間針對“親日”高層政要的刺殺案，此起彼伏。自蔣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衛、張群等輩，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殺。其中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如下叁者：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殺(1935年12月)、蔣介石智囊楊永泰被殺(1936年10月)。
顯然，作為最基層的暗殺執行者，上述諸人，並不瞭解他們所刺殺的“賣國賊”，在“親日”的表象之下，同時也是諸多積極對日備戰政策的推動者與執行者。譬如，楊永泰雖然對中日交戰前景心存悲觀，但自蔣介石確定以四川為“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之後——1935年10月，蔣在成都公開演講：“現在要救亡復興，當以穩定四川統一長江以鞏固國本，為第一要著!大傢要曉得：今後的外患，一定日益嚴重，在大戰爆發以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樹立偽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們可以自信：隻要四川能夠安定，長江果能統一，腹地能夠建設起來，國傢一定不會滅亡，而且定可以復興!日本人無論在東四省或者將來再在華北弄什麼偽組織，都不相幹，都不足以致我們的死命。”——這可以說是蔣以四川為抗日根據地，最明確的表態;而楊永泰，即被蔣委以統一川政之要務;而楊也不負厚望，自軍閥口中將川省財政“和平”收歸中央。
至於汪(兼外交部長)、唐(外交部次長)二人，雖在1935年前後致力於推動“中日親善”，但此種政策，乃是權宜之計，旨在緩和日軍步步緊逼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對此，日軍諜報人員洞若觀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駐華公使館武官向參謀本部報告稱：“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動，僅僅是為瞭回避來自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眾排日活動的表面化，一面還通過政府要人的親日辭令以躲開日本的鋒芒。但與這種日見增長中的傾向相反，在本質上，沒有任何材料可證明其改變瞭政策。”——事實上，確如日方判斷，汪此一時期的內部講話，聚焦於“我們要趁此時機竭力準備，使我在國際上有狼的作用，則兩虎(日俄)相爭時，吾等之作用大矣”;蔣則在日記中判斷：“倭寇方針決不能變更，吾人惟在爭得時間，望其略為緩和可。”反對南京的西南軍閥領袖胡漢民，更公開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
左，1936年被王亞樵暗殺集團暗殺的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右，有“民國第一殺手”之稱的王亞樵
這些暗殺背後所隱匿的軍閥、政客私利，愛國青年們卻並不瞭解
底層愛國青年，難以洞悉高層外交佈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殺，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謂的“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幾乎介入瞭1930年代所有針對南京高層政要的暗殺行動。其二，王亞樵背後，更有李濟琛等失意舊軍閥為政治背景。如孫鳳鳴刺汪精衛，行動的具體組織者，乃華克之、陳惘子等人所創辦之“晨光通訊社”。華克之、陳惘子等人，與王亞樵關系極深;王亞樵則與桂、粵兩系軍閥關系密切。據王亞樵暗殺集團骨幹朱大剛回憶，刺殺蔣、汪之事，是王亞樵在香港召集“鋤奸團骨幹密議”後決定的，由華克之等人執行;而據華克之披露，此次行動，曾通過王亞樵，得到蟄居香港的失意舊軍閥李濟琛的資助。
按陳恭澍的說法，王亞樵是上海的“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賣殺人，被戴笠牽瞭盤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攬些生意”。其實，王亞樵與西南軍閥之間的關系，遠非“兜攬些生意”如此簡單。1933年末，李濟琛、陳銘樞、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另組政權時，王亞樵即參與其事，專門負責肅反工作。“福建事變”失敗後，王又隨李濟琛等一同赴港。據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間，王的生活費用，“由西南政務會(筆者註：西南軍閥奉胡漢民為首以對抗南京的政治組織)月支叁千元。王初到香港時，胡漢民曾向英國駐港總督勃郎介紹他反蔣是中國政治上的鬥爭，並非刑事犯，請予照顧。是以他在港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