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0:17
語文是傳播國學文化的重要任務，在我們教育義務中，語文是必不可少的科目。那麼你知道語文一詞的來歷嗎?下面就跟隨中國小編一起去瞭解下吧。
我國“語文”課程承擔著國傢通用語言文字運用學習和國學文化傳承的重要任務。這一課程的名稱原為“國語”“國文”，為何將“國”字去掉而成為沒有國傢通用語言文字課程標識的“語文”，究其因，除瞭對於“言文一致”“言文並重”的強調以及新時代除舊佈新等重要因素外，還與上世紀40年代我國課程建設所處的整體文化語境有關。可信者往往不可愛，這一更名的背後凸顯的是國人“把中國從過去的‘天下中心’變成現代民族國傢之林的一員”(梁文道語)的進程中的內在緊張與糾結，有著一種無奈、自卑和一種深刻的文化之痛。
“語文”一詞產生於19世紀末。張之洞首用“語文”一詞，1887年他在所呈的《創設水陸師學堂折》中就寫有“挑選博學館舊生通曉外國語文算法者三十名為內學生”“其水師則學英國語文”“其陸師則學德國語文”“庸下之才，語文但取粗通”等數句。“語文”的本義是“言語(口語)文字(書面語)”。經過幾十年使用，這一詞語在解放前已經是一個常用詞瞭，但其成為一門重要課程的名稱有著特殊的文化背景。
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人把中國教育的落後歸罪於中國漢字書寫的繁難上，於是紛紛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陳獨秀提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主張;黎錦暉提出《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蔡元培也憧憬著一種世界通用的文字，提出 “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瞭”;錢玄同在《漢字革命》一文中也“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魏建功(建國後擔任過北大中文系主任，參加過第一套語文教材的編寫和審定工作，1950年與葉聖陶、宋雲斌等五人被推舉為中學語文科課程標準起草員)也發表瞭《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等文章，提出“驅逐方塊鬼、建設新文字”的主張。
當時國內的掃盲運動和文字拉丁化改革的世界潮流相契合，使得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受到瞭許多學者和官員的支持。後來被並稱為“魯郭茅巴”的這些文壇泰鬥以及語言學傢黎錦熙、郭紹虞、呂叔湘、王力和詩人柳亞子等人當年也都積極支持和倡導過拉丁化新文字運動。1935年葉聖陶(10多年後在建國前夕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建國後任出版總署副署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教育部副部長)、郭沫若、巴金、周揚、胡愈之(建國後任第一任國傢出版總署署長)、胡喬木，胡風、胡繩(1949年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張春橋、夏衍、董純才(解放後任教育部副部長)等688人簽名《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提出：“中國已經到瞭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茅盾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說：“站在大眾的立場上，隻有廢除漢字，才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最正確的道路。”郭沫若在《請大傢學習新文字》更是直截瞭當地提出：“現在已經不是討論新文字要不要的時候，而是我們應該趕快學、趕快采用的時候瞭。”1937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等人主持和教育傢陳鶴琴大力支持下進行瞭3萬難民的掃盲實驗試教新文字。1940年3月，“國民參政會”召開第五次大會，參政員董必武、沈鈞儒、陶行知等聯名教育部要求實驗新文字。
在解放區，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文運動的主張在40年代末的時代變化中也有瞭實踐的條件，許多人對利用這種新文字掃除文盲和半文盲寄予瞭厚望，認為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漢字更容易做到“話文合一”。無論是開展“新文字冬學”還是建立陜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都得到瞭大力支持。1940年12月邊區政府頒發的《關於推行新文字的決定》規定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6月4日的《解放日報》社論《推行新文字與掃除文盲》指出：“隻有用新文字代替瞭方塊字，才能創造出真正合乎科學、合乎文法、合乎口語、善於溝通國際文化、善於發表現代思潮的中國大眾語文，而使中國的文化大大提高一步。新文字不僅在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鋒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發揚學術上，它也是比漢字更高一級的文字工具，這是1933年以來大眾語文論戰中得出的結論，也是中國前進的文化界所一致公認的真理，曾經魯迅一再解釋過的”。柳亞子也在《我對於拉丁化中國字的關系和以後的希望》中提出：“我以為凡是象形文字都是落伍的，拼音文字才是進化的。尤其在中國，要掃除大多數的文盲，象形文字萬萬不能勝任，更非擁護拉丁化新文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