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4:43:05
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的特權交給一個曾任外國內閣大臣的外國人，擔負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這是事關國傢主權的大事。孫文如此輕率地處理，雖然當時沒有辦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系中損害國傢利益。
就事情本身來說，應該說是大眾傳媒履行監督政治傢這一類公共人物的職責的大好事。袁世凱政府雖曾利用此事批評孫文，但這正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勢力互相批評、監督、爭取公民信任應有的常規。中國公民有權知道這一類信息，20世紀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專橫，恰恰是與執政者實行愚民政策，拒絕公開政務息息相關的。
第六，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宋案發生以後，孫文認為“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孫文與袁世凱都不惜代價，爭取日本的支持。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蕓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佈瞭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有四個要點：
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回旋之餘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夥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范時多瞭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瞭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瞭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佈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嘆也!
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傢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於5月9日接受。
面對涉及國傢存亡的重大鬥爭，全國人心激動。原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人士紛紛提出“一致禦侮”的主張。“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潛……等十一人，聯合發表公電，提出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傢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之說。在美洲的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鐘榮光等……亦聯合致電孫中山，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為國人借口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