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7:10:53
文/安婆婆
有許多和道德相關的詞語好像是專為聖人和兒童設計的，在殘酷世界中謀生的成人眼裡它們隻能用來寫寫官樣文章，比如“拾金不昧”，比如“舍己為人”，比如“誠實守信”。現在我們生活的環境叫做商品社會，大多數或實或虛的事物都可以變成商品，最終轉化成財富。財富和獲取財富的能力是一個成年人在社會立足的資本。而對於增加這種資本而言，上面所列的那些優良品質的作用似乎都不如它們的反義詞。
古諺有雲：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商業活動有許多盈利的方法，做生意就是要靈活運用這些方法使財富傾進自己的腰包，而美德從來不是必殺技。相反的，一定程度的圓滑狡詐才是生存之策。著名的Borland（寶藍）公司以提供軟件開發所需的各種工具聞名於世，它的創始人之一Kahn先生曾向外界講述過他們賺到第一桶金的軼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Borland還隻是個皮包公司，他們想在雜志上打廣告拉生意，卻沒有足夠的錢預付廣告費。雜志社派人來洽談的那天，Kahn雇瞭許多閑人充當假員工，把辦公室弄得一派忙碌。他自己裝作很大牌的樣子，在洽談中顯得意興闌珊，其間電話鈴聲不停響起，Kahn當著對方的面在電話上大聲討價還價，而電話那頭是他找來冒充其他雜志邀約廣告的員工。那人一看這架勢，還以為這傢公司是眾多雜志的搶手貨，連忙百般巴結，幾乎是哀求著要給Kahn打折。最後他開出瞭一整頁的廣告位，並且同意先出刊後付款。Borland靠廣告賣掉的軟件賺瞭15萬，還完2萬廣告債之後還剩瞭一大筆， 一傢未來的行業領袖就靠著第一桶金開始飛躍式的發展。
很明顯Kahn耍瞭手段，他這是欺詐。如果他實力平平，出的軟件賣不好，那傢小雜志的2萬塊就打瞭水漂。讓別人白白為自己的創業風險買單，這不厚道。可話說回來，Kahn最終是個實力不凡的傢夥。如果沒有這耍滑頭得來的廣告位，也就沒有那筆豐厚的起步資金，世界上也許就少瞭一傢偉大企業。Borland對軟件業的貢獻不是幾百個2萬塊就能簡單衡量的。
如此我們陷入瞭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不守誠信的行為本身是有害的，它打破瞭遊戲的公平性，擾亂瞭遊戲秩序。並不是每個故事都像Borland公司這樣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不守誠信導致的損失往往殃及無辜。舉個非常簡化的例子，2008年以前的美國經濟政策鼓勵消費，貸款的人很多都高估瞭自己的能力，到期無法還清。最終這些填不上的赤字引發經濟危機，苦果分給全民大眾一起來嘗。可是另一方面，無商不奸也是商業博弈的特點之一。生產商、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運營商……每方都是一盤棋，關系錯綜，局面復雜，絲毫不算計的老實人永遠要虧本。限制瞭商業的靈活性，可能就會扼殺許多未來的Kahn和他們的Borland。
那怎麼辦呢？長遠的發展需要誠信來維持整體穩定，個體卻受利益驅使無法保證整體穩定，而我們又沒有辦法在他們成功或失敗之前辨別出誰是精英誰是孬種，來決定每個人可以信任的程度。
那用宏觀的經濟政策來對個體進行約束如何？比如懲罰那些可能對市場產生長遠危害的行為，大傢同時讓一步，為整體發展騰出空間。就好比廟裡的和尚誰都不挑水，寧願大傢渴著也不願自己吃虧，這時出臺一條廟規說“不去挑水的不許吃晚飯”，大概就解瞭困局。
經濟政策當然比廟規的難度高得多，不僅僅是從技術角度而言，還因為摻入瞭更復雜的人性因素在裡面。非常非常簡化地看，如果欺詐對市場整體是有害的，那麼用嚴刑峻法來杜絕欺詐是政策之一。然而嚴刑峻法下的社會大傢由於受到很緊的約束，行為步調會趨於一致，漸漸地文化觀念上也會趨於一致。過於統一的社會由於缺乏多樣性，對外來事物的接受能力會下降，繼而變得不開放，這對自由市場的發展是有害的。嚴刑峻法看起來在一定時間內整頓瞭市場秩序，但在更大的尺度上，對具有文化的人類社會是弊大於利。
因此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匹配。人性的彈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緊程度就有多大。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傢已經意識到，經濟學的“理性行為人”假設在很多情況下實在是過於理想瞭，人的行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數字可以模擬的。要瞭解現實中的人性有什麼特點，恐怕得求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
還真有人研究過人性在誠信這件事上的彈性有多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個叫DanAriely 的教授用他們學校的本科生做瞭個實驗。學生宿舍的過道裡有個公用冰箱，Ariely 在冰箱裡放瞭一排罐裝可樂，又在旁邊放瞭一個盤子，盤子裡有幾張一元鈔票。宿舍門口的自動售賣機裡也有可樂，每聽一元。過瞭幾天，教授放在冰箱裡的可樂少瞭好幾罐，盤子裡的錢卻沒動。拿可樂的學生明顯知道這是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原則上算偷，可他們隻偷可樂不偷錢。乍一看很奇怪，一聽可樂和一元錢的價值不是相等的嗎？正是這點小蹊蹺，說明人們在衡量價值的時候，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在金錢價值之上再附加一個“道德價值”。偷可樂沒什麼大不瞭，偷錢就是道德問題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