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7:37:06
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回答，1924年，當《紐約時報》記者問馬洛裡為什麼要攀登珠峰時，他說：“因為它在那兒。”這幾乎成瞭永恒的豪言壯語。被忽略的另一面是，那提問同樣永恒。對人類中那些將走去很遠地方的人，發問是自然的：要去哪，為什麼？有些人並非為利而往，因而令人困惑。
馬洛裡說那句話後不久，在嘗試從珠峰北坡沖頂時遇難，三十八歲。他承諾把妻子的照片放在峰頂。他的遺體直到1999年才被發現,因為沒在他身上找到那張照片，有人猜測他已經登頂，是在下山途中死於意外。但這一點未被承認，首個登頂成功的榮譽屬於近三十年後的新西蘭人希拉裡和夏爾巴人諾蓋伊。
馬洛裡並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匹夫，他曾就讀於溫切斯特公學和劍橋，是凱恩斯的同學和好友，也是英國著名公學查特豪斯的教師與書院長。但這些知識背景隻是讓他說出瞭“因為它在那兒”。
1920年代，是探險的黃金時代。
珠峰魔力
“珠穆朗瑪峰一直如磁石般吸引著瘋子、愛出風頭的人、無望的浪漫主義者和那些對現實舉棋不定的人們。”喬恩·科萊考爾（Jon Krakauer）在《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一書中說。他提到一種“不願同情弱者而崇尚堅強、自傲和辛苦勞作的攀登文化”。他也寫到一位有趣的女性桑迪·皮特曼。這位富有的女士登山時會帶上各種美食和電視機、錄音機。1996年攀登珠峰，她帶著兩臺筆記本電腦，一臺攝像機，四部相機，兩臺打字機，CD唱機和打印機各一，還有威士忌、咖啡壺和四個巧克力彩蛋。她還帶著一疊疊關於她的報道剪報，給珠峰大本營裡的人們閱讀；特快專遞給她送來最新出版的《時尚》、 《名利場》、《人物》等雜志。
身在同一支登山隊的男性並不討厭她，甚至對她不吝贊譽之詞。身在其外者就不同瞭，她仍被視為“正面看臺上的業餘愛好者”，“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許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過的痕跡”，“如果讓她默默無聞地做這些事，我想她是不會登山的”。
喬恩·科萊考爾除瞭是一位記者、作傢外，更重要的，他也是一名登山者。1996年受《戶外》雜志聘請，他跟隨著名高山向導羅佈·霍爾率領的商業登山隊成功登頂，並見證瞭因暴風雪而導致的嚴重山難，包括羅佈·霍爾在內的五名隊友死亡。那個春季，珠峰一共奪去瞭二十名攀登者的性命。實際上，有的成功者一次、再次地經過倒在路上的攀登者身邊而不加援手：“他們看起來處境很危險。我們已經疲憊得無法幫助別人。在海拔兩萬八千英尺以上，人們無法苛求道德的尺碼。”那兒的最高道德是：我要登上珠峰！
科萊考爾事後幾個月都不能走出慘烈的陰影，並飽受遇難者親屬的指責。他對山難詳盡的報道更加劇瞭這一點。他在《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一書中把“為什麼要攀登”作為一個獨特的世界加以探索，而讀罷掩卷，與其說能得到一個答案，不如說隻是被深深打動瞭。當答案指向人性的邊緣，也就隻能被打動瞭之。
劃過太平洋
保爾·梭羅克斯在他的旅行筆記《喜愛新鮮空氣的人》的序言中，把自己說成一個天生的出走者，著迷於做個異鄉的陌生人。“我在成為一個旅行者之前便已經是一個局外人瞭。”
他同時還是個愛劃船的人。這個領域裡那些令人眩然又迷惑的出類拔萃者，同樣不能逃脫那個永恒的追問。
法國人達波維爾四十八歲時用一百三十四天獨自劃船從日本到美國俄勒岡，平均每分鐘劃十七槳。由於各種原因，他實際上是在一年裡最惡劣的季節起航的，遭遇瞭四十到六十英尺的巨浪，“幾次被嚇得半死”。一艘俄國貨輪想營救他，但他“甚至都沒有受到誘惑”。在經歷瞭四個半月、已經靠近俄勒岡海岸時，仍然反復受到風暴襲擊。一條救生船拍攝瞭他最後幾天的情況，一年後他跟保爾一起看錄像時，不停地抹眼淚。“我知道他們會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幹，而我卻沒有一個答案。”但達波維爾最後說：動物才隻做有用的事，他做的是隻有“人類才想著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徹裡-加勒德在《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中尋找人類探險活動的原因時，提到強烈的征服自然的願望，但渡盡劫波的達波維爾說：“我沒有征服太平洋，是它放過瞭我。”
1988年，美國人艾德·吉列劃小皮船從加州亞蒙特裡的海港出發，前往夏威夷的毛伊島，完成瞭兩千兩百英裡遠洋劃行，歷時六十三天，差不多死在路上：最後三天斷糧斷水，沒有無線電聯絡設備。事後他為這一劃時代考驗所作的全部文字，是給新西蘭一傢皮船俱樂部寫的兩頁簡單和自嘲的文章。“我不知道怎麼吃飽瞭撐的這麼不知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