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0 11:08:54
父親想和她爭辯，但是埃爾莎小姐還是占瞭上風。那年秋天，我成瞭中學一年級裡年紀最小的一個。
然而，父親還是不肯放棄。過瞭幾年，我的字跡非但沒有進步，還越來越糟。於是，他拉著我到一傢書法學校，接受密集課程的訓練。老師是費爾德曼先生，學校就在老舊市區一條可怕的街上。他在一樓的展示窗裡擺著學生寫的樣本，上書：“這是我上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之前寫的字。”真是和我的字跡一樣慘不忍睹。旁邊另有一行字，署名是同一個人，但字跡卻是秀麗的斯賓塞草寫體或是那寫得美輪美奐的花體字：“這是我上過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後寫的字。”於是我在父親和費爾德曼先生的面前也寫下這麼一行字：“這是我上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之前寫的字。”然後交學費。
我一星期有三天，放學後都必須到費爾德曼先生那兒練字，每回都坐在一張飯廳椅子上寫著：“這是我上過費爾德曼先生的書法課後寫的字。”等我寫到一張可以讓費爾德曼先生放在展示窗裡，足以對照第一次報名時寫的字時，課程就結束瞭。後來，連父親也死心瞭。
自從狄更斯的時代開始，歐洲文人都不免回想起自己在中學時所遇見的虐待狂先生或暴君老師，然而在我念中學時，倒沒有一個這樣的師長。我在這所頗負盛名而且相當傳統的中學就讀的8年中，碰到的幾個老師都相當平庸。在美國人的想象中，這種歐洲中學幾乎是聖地。事實上，大部分老師不僅讓學生覺得枯燥乏味，恐怕連自己都教得無趣。
在受教於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之前的三年，我所遇見的老師也是一樣乏善可陳。後來，在大學時碰見的老師也隻是普普通通。除瞭小學四年級時的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這兩位，其他堪稱好老師的，是我早年工作的兩位上司，一位是德國晚報的編輯主管，另一位則是倫敦商業銀行界的名人，他們雖然年事已高，但十分睿智。我20歲出頭就開始在大學教書瞭，許多同事都和我的中學老師差不多——不是令人生畏就是能力不足。
或許是因為我跟著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學瞭一年的後遺癥吧，更正確的說法該是，她們對我影響之深遠，已到瞭無可救藥的地步。
我差一點成為一個教員——有一段時間，我極需要一份工作和穩定的收入，無法挑三揀四。或許，我會就此發現自己還是挺喜歡教書的，而且能夠愉快勝任。然而，因為需要錢，以收入多少作為考慮，最後我還是選擇瞭其他工作，比如在商業銀行做事，要比當教員賺得多。由於埃爾莎和蘇菲小姐的關系，我才明白真正的教學絕不同於填鴨式地要學生把拉丁文法、希臘戲劇或世界歷史生吞活剝下去。我覺得那些科目其實還蠻有趣的，這點連我自己都大感意外。事實上，我發現每個學科都有它的趣味。在大學任教時，我教過許許多多的學科，涵蓋人文和社會科學各方面，從神學到哲學，包括文學和歷史，以及政府、企業管理、經濟學和統計學等。
我還是得承認，中學時期的我原本對拉丁文的興趣不大，我們一星期六天，每天兩小時，都得把時間花在這門極度容易而空洞的學科上。而希臘文就不同瞭，我認為這是種優雅、饒富趣味的語言，老師卻教得無聊透頂。原因不是老師差勁，就是學生是不可雕的朽木，所以老師自己都教得厭煩。這時，我往往想起埃爾莎和蘇菲小姐。我還記得很清楚，除法就沒有羅馬歷史來得有趣，老實說，實在是挺無聊的。然而埃爾莎小姐覺得有趣，她從來就不覺得除法無聊，而且設法使之變得好玩兒。蘇菲小姐亦然，即使我怎麼都學不會，她還是一步步地教我如何握好鐵錘，筆直地朝釘子砸下去。
在我的記憶中，如果沒有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這兩位老師，我這一輩子大概都不想教書。或許，我不會在意讓他人厭煩，正如一意孤行、沒考慮到讀者反應的職業作傢。而我曾猶豫再三的是——是否連自己都覺得無趣？正如我中學時期碰到的老師。
當然，多年後我才仔細地思索這一切。那種感覺是很清楚的。我也曉得，從很早開始我就感知到，我從埃爾莎小姐和蘇菲小姐那兒學到的，要比我沒學會的那些更重要，這些東西在我心中的地位也是中學老師教導的一切所不能比的。蘇菲小姐是沒能讓我工於工藝，正如最偉大的音樂傢無法使不辨五音者成為樂師。但是因為她的教導，使我一生都懂得欣賞工藝，看到幹凈利落的作品不禁為之欣喜，並尊重這樣的技藝。至今，我仍記得蘇菲小姐把她的手放在我手上，引導我感覺那順著紋路刨平而且用砂紙磨光的木材。埃爾莎小姐教給我的是工作紀律與組織能力，有好幾年我都“濫用”這種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