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樂趣

以此篇紀念有趣的作傢王小波。

文/王小波

一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瞭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裡的人把它翻瞭又翻，看瞭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瞭，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瞭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瞭的。現在我還忘不瞭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瞭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瞭。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簷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瞭。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裡，再沒有誰比他們使我更加痛苦過瞭。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上早請示，晚上晚匯報，假如有閑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瞭。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瞭，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瞭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瞭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鬱鬱寡歡。像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十全十美瞭。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已經被隔絕瞭。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是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先生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麼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瞭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瞭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瞭。

談到思想的樂趣，我就想到瞭我父親的遭遇。我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裡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傢的宅院裡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隻收獲瞭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隻剩下瞭一些斷壁殘垣，收在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裡，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傢裡，隻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二

“文化革命”之後，我讀到瞭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得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裡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一個定理證瞭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裡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裡描寫的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瞭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瞭“有趣”的人保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