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李太白

文/Sherry

李白一直充當著代言人的角色，被他代言的是一種文體和一個時代的雙重鼎盛。因此，他的詩歌變成瞭一種宏大氣象和不羈氣質的時代精神，他的作品是不朽的盛世華章。這個時代區間裡的燈火太過輝煌，也依舊無法掩住他詩裡的個性光芒。他的確得益於生活的時代，但他卻是他自己的，一個始終徘徊於儒道俠三種意識相交織的精神世界裡，一個試圖調合，卻又一再矛盾痛苦的人。他一直帶著一個含糊的理想生活，當然，最後他也同這個無人名狀的理想一起死。其實他的一生沒有遺憾。

每當月亮升起，都會喚醒我對他的崇敬和羨慕。他在那個顯得異常開放和自由的時代裡，依然至死不渝，毅然丟棄桎梏，帶著奢侈的理想主義者的氣節捍衛著自己獨一無二的精神世界。其實，我從來就不曾真正瞭解到自認為壯志未酬的李白究竟有著怎樣的匡扶濟世的願望，不過，也許正是這份神秘而虛無的理想填充瞭也完整瞭他的靈魂。

以前我也有琢磨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個立體的完整的詩人。但當我一再地探究他的生平，反復謄寫他的詩篇之後，反而放棄瞭這樣的念頭。時間的久遠無法消減，歷史的阻隔不可輕越。我想也許我永遠也無法知曉，為什麼在那麼多次提筆之間，他竟吝嗇地沒有留下半句詩文給一生不忘他的杜甫，也弄不清在江浙，在齊魯他又遇見瞭什麼人，他的愛情或是他的父愛。

還好，萬幸，還有九百多首詩，能夠在一千年之後，讓後人見到一個富有魅力而又有太多不可知的李白。藝術品的價值在於最大限度地溝通瞭創造者和接受者，即使這種溝通有一千多年的時空暌隔。很多人和我一樣迷戀著他，我想其實大部分並非全然由於真正的詩歌追求，而是對一份天才的，純真的詩性人生的向往。我們經過瞭壓抑的虛偽的王朝末世之後，更加渴望他身上的純粹。這是很久很久之前真正擁有自我的中國人。現在，或可以推及更遠，似乎很少有人像這樣生活瞭。我對於他的情懷遠遠超越瞭詩歌本身。每當我們式微之後，便硬要躲進“復興”的夢裡自慰，盛唐的中國究竟可不可以復制？可以肯定的是，李白已經死瞭，李白式的人也很難融於當下。作為一個念舊的人，我相信我們已經不再擁有盛唐的精魂，所能做的隻是當“床前明月光”時用心地去回顧。

你知道的，巴蜀是一片挺神奇的土地，童年生活在此的人往往在二十幾歲便背井離鄉，什麼都不帶，隻帶著妙筆和理想，有的人還可以更瀟灑地腰掛長劍。然後竟然再也沒有回頭，即使外在現實的黑暗近乎覆滅理想國的絕望時刻，他們依舊有如同天賜的韌性，去劃開一個青雲的時代，無論是司馬相如，李白，蘇軾，郭沫若，還是鄧小平。他們都做到瞭。

李白一生就圍繞著這三種東西，劍氣，筆力，志向。它們分別代表瞭李白身體中三股真氣，他是俠客，是隱士，是儒生。他似乎是一個沒有本我的人，同時，他的自我充滿瞭極度的自信與活力不斷地向一個完美但又概念不明確的超我靠攏。

喜好任俠，崇尚曹植年輕時的《白馬篇》，在長期自助遊的生活中，他“混遊魚商，隱不絕俗”，還和民間許多俠士來往，加入江湖幫派，我想如果令狐沖遇見他，單憑他那句“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大概便會對他一見如故吧。這種類似於令狐沖的俠士形象是李白對自身另一面徹底理想化塑造。而道傢的思想便充分體現在他幻想著功成身退的詩句中。“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若帶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每次讀到這些反而覺得他的背影變得格外單薄可嘆。這種自欺欺人的隻存在於幻想中的瀟灑，讓他從未成形的理想顯得更加苦悶不堪。我想在痛苦積鬱之後，他也明白道傢的這種”小隱於山，大隱於市“的思想本質上隻是一種精神的止痛劑，會抽上癮的大麻。理想到後來已經不是一種可完成的實在，對李白來說它在失望地打磨下變成瞭一塊摔不碎，砸不爛的情結。每個人都應該有或曾經有這樣的情結，它可能是短暫的浮萍，也可以是我們一生圍繞的核心，為瞭什麼而活，也願意為瞭什麼而死。”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李白從未因為自身的理想主義情懷與現實冷峻的抵牾而棄世，而世人也並沒有完全地將他置於邊緣。（當然有一點我想大傢都知道，詩人或是藝術傢常常有被害妄想癥。隻有在某種不確定的不安全的狀態下，作品才是他唯一覺得最真實的救贖和依靠，一切看似的不可能才得以完成。）他在自身內在矛盾的推動力中不斷地抗爭，任何時候都不願放下自己惺惺念念的對大唐帝國的許諾。三首《行路難》是李白痛苦憤懣狀態下內心地完全表達，他所欣羨的薑太公，伊尹是他願懸壺濟世的榜樣。然而開放的唐朝卻不能包容他的理想，他的理想與不羈瀟灑相伴，太飄渺，太朦朧，像是一幅康定斯基的熱抽象，顏色斑駁絢麗。可是，可悲的是，任何一個時代裡，浪漫和激情都不是推動政治變革的可靠選擇。歷史需要的是理智而寬容的智者，而不是羅曼蒂克的詩人，在不遠的過去，我們曾有過慘痛的印證，所以現在反觀更久遠的唐朝，便可以理解，朝廷和政治並不是李白的，隻有詩和曼妙的理想主義才能讓他成為今天留在歷史上的這個彪炳千古的人，就像李煜完成生命的方式就是亡國和毒酒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