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2 14:02:55
2002年遇到嘟嘟的爸爸，一個從河南鄭州來深圳打拼不到二年的大學生。我們在一起不到一年奉子成婚。
2003年的9月底嘟嘟在張鎮出生，因母親可以照顧我。那是工作後最長的一次呆在母親的身邊，5個月的時間。那也是父親母親很歡喜的一段時間，弟弟已結婚，有一個賢惠勤勞的妻子和一歲多的侄女。我也為她帶回一個相貌端正質樸人傢養出來的大學生做女婿。雖然女婿要工作沒陪她的女兒一起回來。但嘟嘟出生的那幾天女婿在。2003年的春節，我沒有在傢裡過。2003年上半年因為非典全國上下人心惶惶。談‘非’色變的那年的的11月，湖北都已經很寒冷，北風呼呼的讓人不想出門，還未廣泛的使用尿不濕的年代，更多的用尿佈和棉墊。能烤尿佈棉墊的爐子都不夠用。經過左右權衡，嘟嘟在一個多月的時候母親把我送到W市。嘟嘟的爺爺從鄭州過來W市，我們在W市匯合，嘟爺一路送我們到瞭深圳。母親很想送我們母女到深圳，但是作為傢庭主力的母親菜場的生意放不下。
我知道父母很想把我們留在身邊過2003年的農歷新年。但是他們心疼她的外孫，沒有執意的一再挽留。
父親母親在想著，等嘟嘟大點瞭，我帶著他們的大學生女婿和可愛的孫女隨時可以回來。
母親和菜場的同行們、顧客們經常說起她的女兒女婿在深圳，有一個女兒。多少次她坐在濕冷的菜市場的水泥地面上，想像著我們一傢三口能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
2005年的春節的大年初八到達鄭州，初九我和嘟爸在民政局平靜的結束瞭婚姻關系。這些我沒有告訴父母。我習慣瞭他們對我的寬容，或者相信我的父母信任他們的女兒。我在繼續憑感覺做事不去計後果的行為。我和前夫對未來的價值觀相去甚遠。他是典型應試教育下走出來的孩子，分數決定能力、財富決定高度。你可以鄙視我的無知，但一定不可以說我的父母。現在嘟爸也再婚有瞭一個幸福的傢庭。社會是最好的大學，讓每一個人都發生著悄無聲息的變化。
母親知道我離婚的消息，應是在2005年的下半年。2009年母親說服弟弟和弟媳和父親，放下和父親為生的菜攤生意。從湖北來到瞭深圳。來到我和嘟的身邊。我一個人帶孩子做著挑戰性很大的保險銷售和團隊經營的工作。在我最低谷的階段母親來到我的身邊，父親也在心理上支持我。他們的女兒過得艱難。他們需要在女兒的成長的路上再扶一把，再送一層。
2012年我又作出瞭讓父母驚異的決定，我和一個德國人蘇裡經瓊介紹相識相戀，並且準備去德國生活。第一次蘇裡到深圳訪問我，父親和母親都在我的身邊。父親2010年中風後母親把父親接到深圳。當時父親對蘇裡的印象不好。蘇裡——一個第一次來中國的德國人，繁華的大城市炎熱的深圳，滿眼的漢語雙耳灌的全是中國話，蘇裡初次異國之行是不停的用手絹擦汗滿臉漲得通紅，手舞足蹈讓人覺得這人真不靠譜。父親想像我們語言不通如何交流，我真和蘇裡去瞭萬裡遠的德國，他欺負我怎麼辦。種種不好的假設像電影中情節出現在他們的腦海中。蘇裡的不多的收入更是讓他們不放心女兒異國的生活。父親執意阻攔不配合辦理我為簽證的各項證件，父親離開二灣村幾十年，導致他的身份證的檔案即不在農村也不在君鎮，每一次人口普查他剛好不在。身份證過期沒有重辦。父親成瞭一個黑戶。我一定為父親辦理一個身份證，中風後身體瀛弱的父親非常的固執倔強，以身體情況不允許坐車為由，不肯同我一起從張鎮坐車去君鎮辦理。我對父親苦口婆心的說：“你出門坐火車飛機一定要有身份證，有一天你火化也需要身份證。”在我的軟磨硬泡下，父親終於妥協，在表哥表姐夫大力幫助下辦下瞭父親的身份證。
2013年12月，我帶著他們的孫女嘟嘟，帶著父母和傢人無數的疑惑和不舍來到瞭德國。他們的女兒骨子流淌著他們的血液，這一輩子註定瞭流走它鄉。我和嘟在德國生活三年多瞭。責任心強有愛心的蘇裡讓我們的異國生活平淡、充實。文化的差異、生活背景不同讓我們有許多雞毛蒜皮的爭吵同時又啼笑皆飛的遠嫁異國的故事。遠嫁，永不變的主題：思念傢鄉、牽掛親人同時理清自己在完全不同的的環境下怎樣去適應和生存。
互聯網方便快捷的今天，思念親人的情況可以得到一些緩解。已經不像當年母親的遠嫁他鄉多月甚至多年缺音少訊。在微信上向親人們、朋友們匯報著我們的生活情況。文字可以掩蓋真實，但是神情沒有辦法遮擋。母親想我瞭，就看看我的照片。有時忘記時差的，德國是凌晨二三點時，她在微信上呼我，或留下幾句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