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愛與正義”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自然是對的，可糾察長克臘加特誣陷比利•巴德所為何來卻未免“玄奧”。克臘加特似乎扮演著窺伺者的角色，如一條靜臥路邊等待獵物的蛇，冷靜而神經強健，他將比利•巴德視為可被吞噬者，可未必有著多大的仇恨，或許這源於本性，一種“惡”的本性。

誣陷者動機莫名，其禍心之延伸未必有成功的必然。而吊詭的是，完成殺害“英俊水手”的卻是英明的威爾船長，這是“一個高貴的人如何殺害另一個高貴的人”。如果說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那這就是瞭，難以言說的悲劇。盡管面對的是正義與法律的進退維谷的判定，威爾船長的選擇是否有著無可替代的唯一性，自可遭到質疑，但威爾船長對自己所要承擔的責任顯然是早有心理預期的，他自有自己的道德律，心靈的重負絕不亞於走上絞架的比利。

這讓我們想到瞭什麼，希臘神話、荷馬史詩，還是舊約？阿喀琉斯之踵，或亞伯拉罕以幼子獻祭上帝？或許兼而有之，大可做多義地闡釋。凡事皆有因，但天意難測，因之悲劇或“無因”。人類的缺陷後天養成自然是有的，而本性帶來的誰也不敢空口否認。本性善與本性惡的爭執源流已久，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昭示著對自然的敬畏，麥爾維爾一向執著於對這些問題的上下求索，《水手比利•巴德》作為其遺作，可以讓我們再次認知這位偉大作傢的偉大之處。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在《水手比利•巴德》中，既有純粹的善，也有純粹的惡，但其錯織交雜，絕非單純二字可概括，更何況還有品質高尚的人面臨兩難的抉擇，審判者自身也要遭受精神的重罰。沒有人能逃脫的瞭這“無因”的悲劇，因為人人皆處於迷途的際遇。

將《水手比利•巴德》置於當下文學的語境中，似乎是顯得有些老派瞭，無論是文本形式還是道德觀念。如今或崇尚碎片、拼貼、摒棄深度，或零度寫作、躲避崇高，商業化傾向、去道德化寫作對於我們來說是習以為常的，專註於時尚生活或市井瑣事似乎漸成主流，仰望星空與省顧內心早已變成奢侈的事情。自然，對於《水手比利》中的“無因”悲劇，我們也已陌生久矣，但我們不妨重新審視那古典意味的書寫，因為它印證著文學的尊嚴，記錄和追索人性的莊重與高貴，以及洞曉其悲劇性而一力承擔的勇氣。

六、《朗讀者》

漢娜是一個不識字的普通女人，在二戰期間成為納粹集中營的看守，為瞭忠於命令，維持秩序，而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瞭屠殺的罪行。多年以後，面對正義的審判，她向法官發出質問：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辦？今天法官的工作和當年集中營看守的工作，到底有何實質的不同？小說借助漢娜的悲劇，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的問題。惡來源於對責任與愛的放棄，來源於人們在現代社會分工和官僚體制下對道德後果的無視。正是這種平庸的惡，使人們在對善絕望的同時，反過來把善的缺失作為行惡的理由。小說為此引入瞭另一個重大問題：對歷史罪責的審判，可能也是下一代人試圖逃避罪責的一種方式。隻有愛能撫平正義的傷痕，與其擺脫歷史重負，不如共同承擔命運。

作者在訪談中說：“人不因為曾做過罪惡的事而完全是魔鬼”，當然，漢娜不完全是魔鬼，而米夏，也並不完全不是魔鬼。人性、獸性與神性，經常以不同配方共存於常人身上，就像正義、殘酷、寬容與懲罰，經常同在於這個復雜的世界。誰有權扔出手上的石頭呢？

七、《王氏之死》

史景遷結合縣志檔案、官員書札和蒲松齡小說，把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有機會瞭解那些平凡人們的各種苦難、抗爭和悲歡離合的故事。透過地方政治的運作，透過寡婦們保護孩子和遺產的努力，透過女人王氏的私奔行動及在冬夜裡的死亡，透過她的孤獨、性愛和夢想，透過地方長官在命案審訊中安撫人心、情理兼顧的考量，我們看到瞭最為樸素的對愛的向往和正義的實踐。無論在別人看來多麼微不足道，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改變自己的生存現狀。我們要感謝史景遷的研究，他使我們註意到曾經遺忘的那些生命的光彩。《王氏之死》對小人物生活的重現，為我們今天建設包容愛與正義的尊嚴政治，提供瞭寶貴的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