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裡”

中國為人麼實行不瞭法治，《憲法》成瞭擺設？這個國傢的最大毛病之一，就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社會精英們）心裡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瞭現實面前，每個人就不得不裝糊塗瞭。比如在人大會的分組討論上，代表們的言論都非常非常尖銳。但這隻是私下裡的。也就是說，大傢在私下裡每個人都是明白人，誰都知道中國的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誰都是一肚子不滿意。然而，一旦走出會議室，大傢就又回到瞭原來的老樣子。所以隻好將自己的聰明才智都用到制造假雞蛋、假豆腐、毒奶粉等等這些東西上來瞭。

四，中國人缺少反省的智慧

比如，當談起中國的近代史的時候，我們總是說我們的屈辱是帝國主義造成的，他們總是欺負我們，他們太兇殘、太貪婪瞭。每次戰爭失敗，我們總是說人傢武器太先進瞭，我們武器太落後瞭，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錯誤與缺憾。一旦有批評中國的言論，哪怕是自我批評，都會被認為是“唱衰中國”，會引起部分國人的強烈不滿，甚至是謾罵。這不僅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歡反省，普通人也難以接受不好聽的話。

特別是對於文革的荒唐歲月，我們總是把罪惡歸結於某個領導人的錯誤以及少數人的陰謀，而不去對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層次的反省。似乎大傢都是無辜的，都是清白的。當時，有那麼多的人被批鬥、被關押、被打死、被逼瘋、被污辱、被損害、被自殺，還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殺人、辱人。但幾十年過去瞭，我們很少聽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間告過密、批過人、整過人、殺過人，雖然很多這樣的人到現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遙自在，是的，他們覺得自己是無辜的、清白的，錯誤都是別人的。

與中國人相比，西方人善於反思甚至是喜歡反思，黑暗的中世紀，是西方人自己說的，是對歷史的反思，而現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紀並不是曾經認為的那樣黑暗。而中國人喜歡誇自己的民族是多麼偉大，並不斷地炫耀自己的歷史，好象自己的歷史全都是光明與輝煌，還時不時地貶低別人是多麼愚昧。

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裡”

（文/徐 賁）

公共說理的一個首要條件是人們普遍知道理在哪裡。在寬容的說理環境中，人們往往是為達到某種或然性的真實共識而進行說理辯論。這決定瞭公共說理在一個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質和作用。 文學批評傢佈斯（Wayne C. Booth）說過：“民主必須依靠這樣一種公民，他們能夠為自己進行說理，他們知道什麼事情是可以證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許多在公共說理中討論的事情是不可能達到絕對確定性的。正如資深報人斯東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所說：“議會必須做出對付未來情況的政策決定，而未來是不可預測的。法庭必須斷定過去的一件事情中實際發生瞭什麼，而在這一點上，誠實的證人提供的情況常常有很顯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討論確定的事，需要討論的是不確定的事，在這上面，他們判斷的不過是或然性而已”。不對任何具有絕對確定性的東西（永遠正確的主義、原則、政黨、領導）抱有虛幻而不實際的期望，接受與人的社會生活共存的或然性，這樣來看待公共說理能夠達到的東西，不應該是令人沮喪的，反而應該令人鼓舞，因為它能增強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決心。

群體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價值——什麼是正當和適當的欲望、正派的行為、應有的個人品格、人際間的待人接物之道、社會道德觀、政治價值觀，等等。在涉及這些價值的說理時，往往需要訴諸於某種共同認可的權威——如法律、傳統、道德習慣，而在這些之上則還有更高的權威——神法、自然法、普世價值、人權等等。權威不等於權力，權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從的，而權力則是通過害怕、恐懼和強制發生作用。說理需要權威而非權力，是因為真正的權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說理中，人們越是經常地引用或訴諸於公認的權威（如憲法、擁有憲法解釋權的最高法院、有關解釋憲法的判決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說。越是有理可說，有說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說理的習慣。反之，就算是有說理的技能和知識，如果沒有可說之理，或無處可去說理，也照樣說不起理來。

在一個人們普遍說理的社會裡，人們訴諸於憲法或具有立國價值意義的文獻，如美國的憲法、《獨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決案例、由選民代表所訂立的法律、法規。這些文獻體現瞭共同體的基本價值和人際交往的規范。宗教信徒們還會把《聖經》或《可蘭經》這樣的文本視為神聖的價值指引。這些價值指導，如《聖經》中的十誡，是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習俗聯系在一起的，道德習俗也因此成為說理的價值來源和支持。說理要知道理的權威根據在哪裡，理是存在於權威根據之中的，而權威則必須是公認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