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7:47:12
整個唐朝，有記載的隻有一起文字獄。那是在唐高宗發動對高麗的一次戰爭前，有個叫元萬傾的詩人，寫瞭一首詩給高麗人打招呼：唐軍將要來犯，趕快備守鴨綠江天險。結果唐軍江邊而退。元萬頃此舉，實為叛國叛軍，罪不容恕。唐高宗卻沒有要他的腦袋來平息眾怒，隻是把他充軍到嶺南瞭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來，封給他一個著作郎的官職。武則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對文人同樣十分地灑脫大度，“唐初四傑”之一駱賓王，曾為反武則天勢力寫下義正詞嚴的討伐檄文，直斥武則天為“狐媚惑主”，武則天讀後卻隻是“嘻笑”，不僅沒有加害駱賓王，乃至清剿“駱賓王反革命集團”，反而埋怨大臣，為什麼早沒能將駱賓王此等優秀的人才羅織到朝廷中來？！
3、史官能直書其事：不虛美不隱惡
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前世史官所記，都不讓皇上看到，這是為什麼呢？”房玄齡答道：“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要是皇上看到瞭，必怒，所以不敢讓看。”太宗說：“我的心胸與前世不同。帝王想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請你還是給我看一看好瞭。”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沒有過失，史官所記，自然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我擔心數代之後的君主心胸沒有您那麼寬闊，一定會飾非護短，忠實記錄的史官必不免刑誅。這樣的話，史官這個職業必然會變得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就沒有一句話可信瞭！所以當代君主不得看自己的歷史記錄的制度，就是為此。”――這話說得既委婉，又有原則。
太宗沒話可說瞭，但還是堅持要看。怎麼辦呢？於是，房玄齡便和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顯然，這並非原始記錄，而是編輯整理成書。
太宗看到書中所記“六月四日事”――也就是他把太子建成、弟弟元吉殺死的玄武門之變，其中“語多微隱”，便對房玄齡說：“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當即命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唐太宗這一聲嘆息，實在是忠厚，但卻是盛世大唐一個有力的註腳。當唐人傳讀史書史，翻到最高領袖這一頁不光彩記錄時，他們的目光，驟然變得平靜安然——那是一個社會面對真相時特有的坦蕩與淡定。
4、讀書人有出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生逢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輕書生，都有一股奮發向上的強烈進取精神。民心向上，士皆欲奮發有為，“好語王霸大業”，豪氣幹雲，砥礪志氣，不畏艱險辛勞。是這個時代最難得的精神。他們渴望為明主重用，在治國平天下中施展才華、建功立業。李白在《將進酒》詩中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杜甫說：“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後出塞》)他欲使君王成為唐堯、虞舜那樣的聖賢，天下風俗淳樸。孟浩然自稱“晝夜常自強”，(《書懷貽京邑同好》)與二、三友人“俱懷鴻鵠志”。(《洗然弟竹亭》)高適的志向是：“萬裡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他們意氣風發，充滿活力，自強不息；或參加科舉，力爭金榜題名，博得一官半職，有的雖皓首窮經，失意科場數十年，佈衣而死，也不後悔；或投筆從戎，仗劍去國，不畏邊陲驚沙、風雪，雖馬革裹屍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蔭子，衛國保傢。萬千士子，勇於征戰四方，開疆拓土，高歌“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雲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總之，整個社會充滿昂揚向上、朝氣蓬勃的時代氛圍。
“學而優則仕”的遴選人才的標準，給各個階層的人們開拓瞭廣闊的前途。一個充滿理想的社會，也同時充滿瞭活力，展示瞭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科舉制度沖破瞭士庶的階級界限。普通人也可以憑功名儕身政界，平步青雲。因而，這是一個奮發有為的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 唯有這樣的時代，詩人才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四海為傢的豁達心理。“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嶽》）的宏大氣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的壯闊胸懷，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盛唐時代人民意氣豪邁，英雄輩出。可以說是物盡其用，人盡其才。